關于中美矛盾關系的幾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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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富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6 月28-29日大阪G20峰會期間的中美元首會晤,乃至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引起了世界的高度矚目。

美國特朗普政府自把我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以來,已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開始了對我國的圍堵行動。本文運用習近平同志(2019)(“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求是》2019年第一期)和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99-340 頁)和《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82- 298頁)原理,分析中美矛盾關系并討論應對之道。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誕生在我國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猶如一盞明燈,蕩滌風雨如磐的暗夜,照亮我國革命的征程。撥開歷史煙云,今天讀來,仍覺風雷激蕩。《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唯物辯證法的光輝篇章,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經典之作。穿越革命和建設歲月的浩蕩洪流,它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依然是我國在推進擴大開放再出發進程中有效化解外部困局,比如中美貿易戰,所必須遵循的理論指南。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本文從中美貿易戰出發,運用矛盾分析法討論全球視野下的中美矛盾關系和國內外新形勢下中美矛盾關系的定位,提出了關于中美矛盾關系的四方面認識,包括矛盾斗爭性不等于對抗、矛盾有助于發展、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實現統一和相互轉化。

中美貿易戰是中美矛盾關系的一個方面

中美貿易失衡是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的直接原因。迄今為止的中美貿易格局是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和服務貿易逆差,反映了中美比較優勢。然而,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對華貿易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的責任在我方,并不惜使用單邊主義的保護措施對我發動貿易戰。眾所周知,中美貿易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兩國貿易統計存在的明顯差異、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美國過度消費和低儲蓄模式、美元與黃金脫鉤后保持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等。

遏制我國崛起是美挑起貿易戰的深層次原因。十九大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即到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40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迅速崛起,國際影響力迅速擴大,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計劃為一種威脅。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標志著美對華政策從戰略合作向戰略競爭的根本轉變。該報告視我國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排在俄羅斯之前),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國爭奪戰略影響力和全球事務的主導權。

為實現“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普遍認為, 美國對我發動貿易戰的核心指向是我強國戰略,尤其是“中國制造2025”。特朗普政府指責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做法,“引導資金主要流向國有企業而非私營企業”,甚至幫助中國企業侵犯知識產權,進行不正當競爭等等,破壞了全球貿易規則,于是,企圖重演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遏制我國復興(“Chinese Economy: Can panda fly?”,Economist,23 Feb 2019)。

全球視野下的中美矛盾關系

習近平同志(2019)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聯系的實質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不斷認識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只有客觀地認識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或絕對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來面目,找到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使決策走向科學和合理。

世界體系存在著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全球化的矛盾。盡管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對抗和競爭卻無處不在。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新興經濟體與傳統大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的一升一降之勢,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在全球治理機制方面,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二戰”后形成的國際機制已經無法適應新的要求。2009年,二十國集團(G20)由原來的G8應運而生并機制化,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最重要論壇和世界經濟新協調群體,標志著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根本性變化。更具體而言,主導世界經濟的美日歐三強已無法單獨解決全球性問題,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話語權不斷擴大。

一方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趨勢正在增強。主要發達國家或“守成國家”出現懷疑和抵制“全球化”的趨勢,并開啟了借助政府力量的“去全球化”進程,例如英國的“脫歐”和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采取單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世界經濟中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 多邊規則、國際秩序受到沖擊,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支持多邊機制、全球化、自由貿易的勢力也在壯大。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治理結構改革正邁出重要步伐,以反映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賦予新興經濟體更大的話語權。二是地區經濟一體化趨于加強,比如各種區域性貿易安排,包括北美自貿區、非洲自貿區、擬議中的美日歐自貿區、CPTPP、RCEP等的發展勢頭猶如雨后春筍。

中美矛盾關系是世界體系中新興經濟體與傳統大國矛盾的縮影。個別西方(尤其是美國)媒體或政客蓄意將我國描述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崛起的、蓄意挑戰舊有秩序的“挑戰者” 德國,而美國和歐洲是舊有秩序的“守護者”。一戰前夕,大英帝國最為龐大,約占全球領土面積的1/4; 法國也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后起的德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逐漸走在英法前面,要求重新瓜分勢力范圍。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一戰源于“新興大國”的德國和“守成大國”的英法關于勢力范圍的爭奪:當一種新的歐洲場景出現時,英法等“守護者”只想著保住自己世界霸主的寶座,未能放下成見, 尊重新興國家的利益需求,于是戰爭爆發([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和約的經濟后果》,張軍/賈曉屹譯,華夏出版社2008版)。

國內外新形勢下中美矛盾關系的定位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強調, “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如果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由于所處環境的變化,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次要方面在一定條件下會互相轉化。

(一)我國新時代的主要矛盾

在黨的十九大開幕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深刻揭示了我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黨對我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重大政治論斷。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同志以我國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94年和1937年的中日戰爭為例,說明了帝國主義和當時中國之間的矛盾為主要矛盾,而中國內部的一切矛盾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地位,并論述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主次地位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如果中美矛盾關系不斷加劇,這些論述對于分析未來我國主要矛盾的變化將很有啟發。

美國特朗普政府已正式視我國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并已對我啟動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等“主動遏制”措施。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在2018年7月6日美國開始對華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時,我國商務部就表示,美國“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2019年5月10日,美國已對我國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關稅25%,并自6月17日開始對我國約3000 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25%關稅舉行公開聽證會,形勢空前嚴峻。美方的軍事挑釁不斷增強。美國已全面實施“印太戰略”,2019年1月以來美國軍艦每月底“定期穿越”臺灣海峽, 并定期穿越南中國海。如果美國對我國的“遏制”不斷加強,中美民族矛盾有上升為我國新時代主要矛盾的可能,我國有必要高度警惕,并未雨綢繆,備好應對之策。

(二)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 “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 也是不可以的。”“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中美存在著“遏制”和“反遏制”的斗爭。這些斗爭至少表現為, 美國奉行“美國優先”的政策,強調競爭及零和博弈,而我國秉持的是“計利當計天下利”的東方智慧,強調開放合作包容;美國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而我國支持的是貿易自由化和多邊主義。

美國對我國采取的“遏制”措施是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國憑借其國際地位和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對我國采取的一系列主動“遏制”措施包括對我國挑起的貿易戰,聯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啟動的“印太戰略”、對我“一帶一路”建設的諸多無理指責和挑撥,比如“債務陷阱論”和“新殖民主義”等等。今天的我國并不追求霸權,完全沒有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戰略意圖;相反,我國提出的全球觀已經站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國積極承擔各種國際責任,以實際行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同和支持。

中美矛盾關系的四方面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新的歷史性勝利,最重要的就在于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善于運用矛盾分析法剖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一)矛盾斗爭性不等于對抗

對抗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毛澤東將矛盾區分為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指出“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中美兩國政府制定何種政策、采取哪些行動直接關系到中美矛盾關系的未來走向。鄧小平同志曾對處理中美關系有過精彩論斷,并呼吁“雙方都讓點步”,至今依然很有啟發: “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國人自己說,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50-351 頁)。

在2018年11月9日中美兩國部長級“2+2”外交安全對話會上,美方明確傳達出特朗普政府對華關系新格言:“競爭并非敵意”,美方并非要向我國發動“冷戰”,也并非要奉行遏制我國的政策,美中在關鍵領域的合作“必不可少”。對此,我們需要聽其言觀其行。

(二)矛盾有助于發展

矛盾也有積極的一面,并不總是消極和可怕的。有了矛盾,尤其是非對抗性矛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才充滿競爭和生機,歷史也才能不斷向前推進。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矛盾是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動力。《韓非子》里“自相矛盾”的故事蘊涵了一個矛盾有助于發展的道理,即“矛”的存在使“盾”越來越堅硬,而“盾”的存在也促使“矛” 越來越鋒利,因為它們都試圖戰勝對方。

美國等西方國家拒絕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我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然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一直對我國的市場開放和政府管理指責連篇,拒絕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比如,2018年3月美國政府遞交給國會的《2018貿易政策議程暨2017年度報告》。近期,美國在新版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USMCA)加入了一則被稱為“毒丸”(poison pill)的條款(即若三國中有一國與某個“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自貿協定,其他協議伙伴有權在6個月內退出),被西方媒體廣泛認為是針對我國。美國勢必會在其他貿易協議中加入此項條款,旨在阻止其伙伴國與我國達成自貿協定,目標是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孤立我國。

中美貿易談判中,美方要求我方就“強迫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入侵和剽竊”等進行結構性改革(“Huawei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Economist, 8 December 2018),我方不妨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的務實態度。

本文從學術角度嘗試提出,“與國際接軌是檢驗我國開放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的唯一標準”。習近平同志(2019)指出,“我們推進各項工作,根本的還是要靠實踐出真知”。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是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大討論,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展望未來,積極融入國際體系, 與西方“打成一片”,對我國經濟發展依然意義深遠。自從2001年加入WTO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發展。我國在積極參與WTO改革的同時,有必要嚴格對標以WTO 為代表的多邊機制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改善營商環境等。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貿易戰將促使我國立足于現有優勢,形成更大的實力。只要我們“知恥而后勇,知不足而奮進”,扎扎實實地推進各項改革,時間最終會站在我們這邊的。

(三)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實現統一

毛澤東指出,矛盾各方既有斗爭性又有同一性,同一性意味著“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相互轉化”。毛澤東還指出,“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這意味著,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的實現統一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

健康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壓艙石”。2017年底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北京會面時提到,“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合作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巨大收益”。中美經貿關系作為雙邊關系重要的“壓艙石”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尤其是在兩國必然存在競爭甚至對抗的情況下,努力促使矛盾實現統一, 確保中美經貿關系這一“壓艙石”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具有更為緊迫的現實意義。兩國需要共同努力,超越目前的貿易爭端,尊重彼此的傳統,通過雙邊談判,建立長效機制和準則, 賦予“壓艙石”新的內容。

(四)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化

上面提到,毛澤東指出,矛盾各方在一定條件之下能夠相互轉化。《韓非子》里“自相矛盾”的故事蘊涵了矛盾各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原理,即在共同的“統一體”中, 當“矛”更鋒利時,“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的條件下,當“盾”變得更堅硬時,“盾”從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成矛盾的主要方面。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舉一綱、解一卷就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前面提到了,在中美矛盾關系中,美國依仗其現有的國際地位和軍事、經濟以及科技實力,對我國采取的種種“主動遏制”措施,應該是當前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美國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國際社會對其保護主義和一系列“毀約”、“退群”行徑早有明鑒,并深表關切。我國國策體現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我國取得更大的國際影響力而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們堅定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孫子兵法》也講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于用兵的人,首先是創造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條件,并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機會。“不可勝在己” 說的是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主動權在自己,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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