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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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組

全球化既是一種狀態,更是一個過程。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變化調整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本文在總結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歷史演變及其主要驅動因素的基礎上,分析影響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走勢的關鍵因素及一些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小概率事件。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歷史演變及其主要驅動因素

分工合作,一直都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關鍵性機制。在史前人類社會的部落中,男人負責狩獵活動和部落的防衛,女人負責采集營地周圍所能發現的一切可供食用的東西和撫養孩子,熟悉宗教儀式的老人則被大家推舉為司儀。正如斯諾夫里阿諾斯(2006)所總結的,“舊石器時代的社會組織的實質是協作”。在過去的幾百年中, 隨著一系列重大技術進步的應用擴散、地理大發現、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經濟聯系的確立、跨國公司的興起、后發經濟體開啟追趕進程等諸多因素的綜合性影響,分工合作的范圍從部落之內擴展到城邦之內,從城邦之內擴展到一個國家的沿海和內陸地區之間,并最終走向覆蓋越來越多國家的全球化,也帶動人類社會總體上走向繁榮。

(一)歷史演變趨勢

探究歷史特別是其背后的基本邏輯,是理解當下和展望未來的基點。

1.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 全球經濟地圖及產業分工演變歷史以二戰為分界點,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自18世紀末至二戰之前。這一階段中,最基本的脈絡是全球經濟地圖的復雜化和美國的興起。對此,迪肯(2007)給予了很好的總結。一是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之初就形成的一個核心和一個邊緣區的相對簡明的結構更趨復雜化,構成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直到二戰爆發前,“全球制造業生產穩定地集中在核心國家,僅4個國家就集中了全球制造業的71%;核心工業國家把它們制成品的65%出口到邊緣國家和地區,同時了吸納了邊緣國家和地區初級產品的80%”。二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經濟力量的主導者。“1870年,英國仍是全球經濟力量的主導者,大約占全球工業品總產量的30%;與之相比, 新興工業化的美國大約占全球工業品總產量的25%,德國占13%。到1913年,英國占全球工業品總產量的比重下降到14%,同期美國的份額則上升到36%”。三是明顯的國際分工持續存在。“由快速發展的跨國公司帶來的國際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處于主導地位的核心工業國家的企業,資金大部分投向發展中國家(此處引文中所講的“發展中國家”的構成與當前所理解的構成不同,這里所講的“發展中國家” 現在基本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了—— 作者注);到二戰爆發前,發展中國家吸納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65%”。

第二階段是二戰之后至今(特別是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對比前一階段,這一階段中“有變有不變”:一是依然有邊緣國家在快速興起并重塑全球經濟地圖,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成為最新的、持久的崛起力量;二是全球經濟主導力量沒有發生更替,盡管美國的全球主導力量在達到歷史頂峰后開始逐漸下降;三是全球產業分工持續深化,并出現了很多新的表現。但最重要的變化是,這一階段是人類歷史至今經濟增長最快的黃金期。根據Angus Maddison數據庫統計顯示,1700年全球人均GDP(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下同)為615國際元,1870年、1900年、1950 年分別為870國際元、1261國際元、2111國際元,在250年間增長了2.43 倍;而1951-2008年間,全球人均GDP從2197國際元增長到7614國際元,增長了2.47倍。考慮到產業結構的變化、統計體系的變化、統計數據的連貫性和可得性、IT技術的深遠影響特別是中國的崛起基本在這一階段,下文重點分析這個階段內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演變。

2.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構建主要圍繞制造業部門展開,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并沒有下降。

探究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首先要回答分工主要圍繞哪些產業展開。從理論上看,相比農業、采掘業、服務業等部門,制造業部門更適宜于全球產業分工。一方面,制造業部門基本是可貿易部門。與之相比,盡管IT、金融等一些服務業部門也是可貿易的,但絕大多數服務業的生產消費是本地化的。另一方面,制造業部門通常具有生產鏈條長的特征,前后項關聯大。與之相比,農業、采掘業的整個生產貿易鏈條明顯較短,全球化分工深化的潛力有限。從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上看也是如此,制造業部門是全球跨境投資、國際貿易的主體。目前,支撐全球經濟發展的很多重要制造業部門,其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都已是高度全球化的。

既然制造業部門是全球產業分工的主體,那么過去幾十年中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是否發生了變化?盡管關于“去工業化”的討論很多,但總的看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是穩定的。Felipe和Mehta(2016)通過分析一個覆蓋1970-2010年、包含64個國家(覆蓋全球82%人口)在內的數據庫,得出結論認為: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穩定在17%左右,全球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基本穩定在14%左右。

而且,現行的統計體系很可能低估了制造業的重要性。比如, 美國統計局對制造業的定義含糊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顯而易見的問題還是它的內涵和界限,這些操作性定義和數據收集過程無法反映制造業的復雜性(斯米爾, 2015)。總的看,制造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制造業通常表現出人才密集、研發密集、知識創造密集的特點,對其他產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溢出”作用;與此同時, 制造業通常還具有出口導向的特點,是國際競爭的主戰場之一;制造業競爭力是一國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宋紫峰,2016)。

3.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是全球產業鏈競爭的“新贏家”,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發達國家依然牢牢掌控全球價值鏈

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形成, 是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最主要表現。實際上,全球產業鏈布局和價值鏈分布很多是分離的。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抓住”了產業鏈,但尚未“攥住”價值鏈。

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看,在過去幾十年中,最主要的變化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先后成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在宏觀層面上,根據Angus Maddison數據庫統計顯示, 亞洲地區GDP(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占全球的比例從1950年的18.6%快速增長到2008年的43.7%。Felipe和Mehta(2016)對制造業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全球制造業版圖的主要變化就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承接了制造業轉移。在重要產業層面上,這種趨勢也非常明顯。先以商業化運營最早出現于1950年前后的美國、被稱為第一個貼上“全球化工廠”標簽的半導體產業為例。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國一直是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絕對領導者。之后,隨著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中國大陸的接續性崛起,全球半導體行業快速向東亞地區轉移。根據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簡稱SIA)統計,1977- 2016年,全球半導體行業年營收額從38億美元高速增長到3346.8億美元;同期,亞洲地區的占比從10.4% 快速提高到70.9%。

正是在半導體工業中,一種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空間等級第一次凸顯出來,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存在著明顯的地理分層(迪肯, 2007)。隨著分工體系不斷深化, 典型的半導體產品生產過程涉及多個國家,運輸距離超過2.5萬英里(SIA和Nathan Associates Inc., 2016)。與1950年代相比,2010年代的半導體產業生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再以曾經孕育發展出福特大規模流水線和日本精益生產這兩種影響廣泛的工業發展理念、至今仍是全球最重要產業之一的汽車制造業為例。自20世紀初以來,美國長期在全球汽車制造業中占據主導地位。從占全球產量份額的角度看, 美國曾經達到的統治地位至今未被超越。1929年四個歐洲主要國家生產了70.2萬輛私人和商用汽車,而美國當年生產了540萬輛(羅斯托, 2001)。近幾十年來,全球汽車產業生產布局經歷了重大變化,主要就是日本和中國的先后崛起。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見證了日本汽車工業的增長,日本汽車產量占全球比重從196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26%(迪肯,2007);新世紀以來則見證了中國汽車工業的增長,中國汽車產量占全球比重從2000年的3.5%增長到2016年的29.5%。根據國際汽車制造商協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簡稱OICA)數據顯示,1998-2016年間,全球汽車年產量由5350.8萬輛增長到9527.3萬輛; 同期就新增產量而言,中國的貢獻率達到63.4%。由于中國產量的快速增長,這一時期內亞太地區產量占全球比重由28.5%提高到54.4%。

但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 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發達國家依然處于絕對主導地位。首先仍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半導體行業有兩種主要的生產模式:一種是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模式。這是1980年代末臺積電公司成立以前的唯一模式,即在一個企業內完成包括設計、制造、測試、封裝等在內的所有環節,代表性企業如英特爾、三星等。另一種是Fabless-Foundry模式。其中,設計公司專注于設計并外包制造,代工企業專注于根據外包合同來制造,還有一類企業專注于測試封裝(OAST)。目前IDM依然是主流模式。2015年,盡管亞洲地區營收額占全球七成左右,但美國企業占IDM模式營收額的51%,占Fabless- Foundry模式中設計環節營收額的62%。

再以近年來高速成長的智能手機行業為例。Kraemer、Linden和Dedrick(2011)研究發現,對每一部2010年在美國市場上售價549美元的iPhone4手機,可以將利潤和成本分解為三塊:一是價值獲取401美元,其中蘋果公司321美元、美國供應商13美元、日本制造商3美元、韓國制造商26美元、中國臺灣地區制造商3美元、歐洲制造商6美元及其他;二是直接的勞動力成本,包括中國大陸地區10美元及其他;三是非勞動力的原材料投入120美元。

(二)主要驅動因素分析

過去幾十年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調整重塑,是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復雜作用、綜合影響的結果。從回顧分析的角度看,可以將背后的驅動因素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條件性”因素,即使之能夠實現的條件保障,主要包括技術革命對產業結構和生產組織的深刻影響、各方對國家間合作共贏達成共識、貨物運輸和信息傳播等成本的快速下降等;第二類是“能動性”因素,即使之能夠實現的具體操作,主要包括跨境投資和貿易協定安排、跨國公司發展壯大等。當然,國家主體作用的發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上各種因素影響力的強弱,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

1 . 新的技術革命催生新的產業、新的生產組織方式,成為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巨大引擎。

弗里曼和蘇特(2 0 0 4)總結了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變革波。在前三次技術變革的基礎上, 第四次、第五次技術變革都發生在這一時間段內,不僅加速了汽車等重要行業的快速發展,而且催生了半導體、新材料、石化等新產業, 還使得大規模流水線、精益生產等先進生產方式得到更大范圍的普及。盡管技術革命不是導致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調整重塑的唯一要素, 但確實是關鍵性要素,因為它為這種深化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技術革命帶來的潛在增長空間,對各個國家錯位競爭、共同發展意義重大。

2.部分經濟體對分工合作達成共識,領先經濟體希望開拓新市場,后發經濟體致力于走出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

在分工合作技術基礎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合作意愿就很關鍵。一方面,領先經濟體需要進一步開拓全球市場。自二戰結束以后直至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制造業在全球擁有絕對的霸主地位, 美國也第一個邁入以汽車、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用產品的普及為代表的“大眾消費時代”。但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可避免、部分領域產能過剩問題時有發生,美國企業有進一步開拓新市場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一些東亞及拉美經濟體希望通過快速工業化實現趕超并為此做好了準備。這些后發經濟體走出了不同的發展軌道,包括墨西哥和巴西的進口替代模式、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出口導向模式、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路徑等(哈格德,2009)。但一個主要的共同點是,這些經濟體為“起飛”過程做好了政治、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準備,并較為充分地發揮了低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

3.貨物運輸和信息傳播等成本出現快速下降趨勢,為深化全球產業分工提供了必要條件。

以貨物運輸為代表的“物理世界”的運輸成本,以及以信息傳播等為代表的“數字世界”的運輸成本,都對企業的生產組織、布局選擇有著重要影響。如果這些成本居高不下,跨國家乃至跨大洲的產業鏈就很難真正建立起來。幸運的是,過去幾十年中,這些成本都經歷了快速下降過程。在“物理世界”運輸成本中,以集裝箱運輸為例,萊文森(2015)曾提到,“在集裝箱還沒有進入到國際運輸的1961年,單單海運成本就占到美國出口總值的12%和進口總值的10%, 這個比例甚至高于美國的平均進口關稅(7%)”,而且“海運成本也僅占跨國商品運輸總成本的一小部分,在1960年把一卡車藥品從芝加哥運到法國南錫的總成本是2386美元,其中遠洋運輸的運費占比僅為24.4%”。在這種情況下,能夠開展國際貿易的產品種類和范圍是很有限的,自然也不利于深化全球產業分工。而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集裝箱運輸的成本出現了大幅下降。在“數字世界”運輸成本中,下降趨勢更是超出想象,呈現出指數型態勢。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地球村”等形象的概念才廣為流傳。

4.區域貿易和投資協定成為助推全球產業分工深化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二戰結束以后,一系列雙邊、多邊貿易和投資協定的簽署,成為了推動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不斷深化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根據WTO秘書處的統計,自1948年其前身關貿總協定正式創建以來,截至2017年底仍然有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共有455個。從時間段來看,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實際簽署的協議并不多;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至2009年,見證了相關協議簽署的快速增長期;自2009年以來至今,有逐步減少的趨勢。

這些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帶來的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降低了商品進口關稅。這有利于形成充分發揮各國比較優勢的國家間產業分工新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之前因高關稅壁壘而導致的國家間市場分割狀態。以主要發達國家的汽車進口關稅為例。1950年代之前, 這些國家的汽車進口關稅普遍是非常高的,1937年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的汽車進口關稅分別高達70%、47%~74%、40%、11%~101%、33.3%。而1950年代之后特別是歐共體成立之后,這些國家的汽車進口關稅都出現了大幅下降,一些國家之間甚至實現了零關稅。

5.跨國公司是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關鍵性塑造者。

在二戰后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過程中,跨國公司發揮的巨大作用無可替代。總的看,當前的全球經濟地理版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跨國公司是否進行投資以及在何處投資的一系列決策所塑造的。對發達經濟體而言,跨國公司通過在海外設立經銷商、授權海外代工企業生產、直接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或者研發基地等多種形式,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各國之間的政策、要素成本差異及市場空間來實現自身發展,推動了母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拓展了其經濟版圖。對追趕型經濟體而言,介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和銷售網絡通常是國內經濟起飛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跨國公司的研發、人才、管理外溢效應,以及本土公司向跨國公司的學習追趕等都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這些追趕型經濟體更有效利用自身資源稟賦、實現經濟起飛并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事實上,在追趕型經濟體的某些發展階段中,跨國公司對經濟走勢的影響幾乎是壓倒性的。當然, 跨國公司和國家之間的互動影響是非常復雜的,其力量對比也是動態的,強調跨國公司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國家不再重要。

影響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走勢的因素分析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既是一種現存狀態,更是一個持續調整過程。從基本邏輯看,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主要取決于供給滿足需求的空間地點和生產方式,是隨著供需動態調整平衡而變化的。因此,從供需再平衡的角度分析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新變化是適宜的。但考慮到很多關鍵變量會同時深刻影響供需兩個方面,為力求簡明直觀,下文按重要性排序逐一分析這些關鍵變量的影響力和塑造力,以期對未來15-20年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走勢有一個基本判斷。總的看,新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擴散應用都處在加速期;競爭博弈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和個別發展中經濟體,后發經濟體成長空間有限;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優勢很可能會強化;國別經濟的重要性很可能會提高。

(一)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應用將成為全球產業分工新格局的“博弈改變者” 

正如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的工業革命都以技術革命為關鍵性先導動力一樣,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為代表的一系列新興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擴散應用,預期將引領人類社會進入新工業革命時代。總的看,這幾類技術極大提升了人類采集、分析、應用數據信息的能力,拓展了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連接范圍和深度, 再度將人類從一般性工作中部分解放出來。盡管產業發展的基本邏輯和目的并沒有變化,但由于新技術變化導致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變化,進而導致不同國家間的資源稟賦優勢發生變化,最終影響著新的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

1.各方面對這類技術的系統重要性已達成共識,這本身就具有“自我實現”的效果。

近幾年來,關于全球將迎來新工業革命的認識看法層出不窮。比如,德國提出的“工業4.0”認為, 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分別以蒸汽機、電力、電子和IT技術的應用為特征的工業革命的前三個階段,目前正進入以信息物理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s)為技術特征的第四階段(Industrie 4.0 Working Group,2013)。美國GE公司提出的“工業互聯網”認為,工業革命帶來的無數機器、設備組、設施和系統網絡,以及互聯網革命中涌現的計算、信息與通信系統方面最近的強大的進步,將引領人類進入繼工業革命、互聯網革命之后新的工業互聯網革命時代(通用電氣公司, 2015)。此外,G20杭州峰會提出了“新工業革命”、OECD提出了“下一代生產革命”;日本相繼提出了“機器人新戰略”、“超智慧社會(Society 5.0)”,等等。

分析以上這些概念,對我們認識未來一段時期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有兩點重要啟發。一是各方普遍認為人類社會將迎來新一輪工業革命,而且貫穿其中的核心技術要件就是一系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快速創新發展和廣泛擴散應用。我們認為,全球主要國家和重要國際組織對此已經基本形成了共識。二是這些共識具有預期引導和投資引導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會產生“自我實現”的效果。當政府、企業、大學及科研機構普遍對未來持有一種傾向性觀點時,就自然會朝著這個方向投入更多各種資源。如此一來,創新必然加速,應用必然加快,未來會更快到來。

2 . 產業鏈分工前端包容性提高,但終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環節將被壓縮。

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信息傳播及時性、便捷性的持續提高和成本的不斷下降, 或者說“數字經濟”的到來。

一方面,產業鏈分工前端的包容性將會提高。這一判斷,實際上是過去幾十年導致分工深化的基本邏輯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延續。比如,在產品設計環節,由于數字化工具的應用,設計方案進展可以實時在各地傳輸,全球24小時不間斷接續式研發成為可能,這就讓更多的研發主體和研發人員參與其中。再如,在生產制造環節,由于能夠通過工廠、設備之間更廣泛的智能互聯來解決“信息孤島”、質量監控等問題,再加上中間品貿易便利性的提高,跨國企業能夠進一步充分利用各地的生產要素稟賦,這也同時給予了更多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機會。

另一方面,終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環節將被壓縮。在傳統模式下,終端產品與消費者之間還有多個環節,比如購買汽車需要去4S店等經銷商而不是去整車廠,購買服裝等需要去品牌店或者百貨商場而不是去服裝廠。消費者與終端生產之間的聯系是割裂的。而在數字經濟模式下,由于移動互聯網、電子支付方式的普及等,傳統的商業模式正發生重大變化,生產和服務領域都是如此,比如服裝領域的Zara和紅領集團等。目前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電子商務,它不僅提高了前端產業鏈的包容性,而且壓縮了終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環節,顯著改變了產業鏈、價值鏈的構成和特征。

3.生產要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變化,“數字紅利”“機器換人”“大規模定制”等概念都更多指向發達國家競爭力的鞏固和提高,“制造業回流”將在一些領域實現。

相比土地、資本、勞動等傳統生產要素,數據這種新的生產要素的相對重要性在快速提升,甚至正逐漸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重要性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需要全社會及企業進行大量前期的數據基礎設施投資,因而競爭門檻很高;通過對數據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企業能夠大幅提升生產制造全生命周期效率,比如一些領先汽車整車廠開展的預防性維護項目等; 和消費者相關的數據包含著海量偏好信息,是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基點;等等。以生產制造環節為例,通過基于數據的各種數字化工具,企業可以建立復雜模型。數字世界借助規劃模型對真實世界的設計產生影響,而真實世界則通過解釋模型對數字世界產生影響。通過模型,過去必須在真實世界里執行的工作現在也能夠在數字世界里完成,最終極大地提升了效率。

生產要素相對重要性的變化, 毫無疑問會導致經濟體之間要素稟賦優劣勢發生變化,而這會影響很多企業的投資決策,最終帶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演變。對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吸引投資和生產的主要優勢在土地、勞動力等不可移動要素方面的優勢,再加上潛在市場優勢;對發達經濟體而言,資金、復合型人才、數據基礎設施、知識經驗、核心技術積累、營商環境等是其主要優勢。兩相比較,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競爭優勢將會有所提高。“數字紅利”“機器換人”“大規模定制”等概念都指向了發達經濟體既有優勢的強化。因此,盡管當前還不存在“制造業回流”的壓倒性證據(De Baker et.al,2016),但這種趨勢不容忽視。

4.平臺型企業對產業鏈、價值鏈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已成為各主要國家競爭的新焦點。

與平臺經濟相通的想法和實踐在人類社會中早已存在,但其對經濟社會的重要影響在新技術條件下才更加凸顯,煥發出新的活力。數字化平臺可能是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包括電商領域的阿里巴巴、亞馬遜,房屋租賃領域的Airbnb,出行領域的滴滴、Uber、Lyft,等等。這類企業與傳統企業有顯著差異,如成長極為迅速、運營成本比傳統企業更低、客戶黏性高等。更為重要的是, 這類平臺型企業模糊了壟斷與競爭之間的傳統界限,具有明顯“贏者通吃”的特征,通過與各主體間建立緊密聯系的生態而擁有了對產業鏈、價值鏈的高度掌控力。

盡管當前得到快速發展的平臺型企業大都集中在一般性消費品和服務領域,但對全球產業分工的潛在影響已不容忽視。以汽車產業為例,隨著出行平臺企業的發展,在汽車共享模式成為主流的前提下, 傳統大規模生產與極致個性化生產之間的組合很可能成為生產制造的主導方式(宋紫峰,2017)。這對全球汽車產業會有多重影響:影響汽車消費量,共享會顯著減少新車需求;影響產品形態,汽車品牌的重要性可能會下降;影響生產布局,一些高度個性化產品必須要貼近最終市場;等等。未來,隨著更多工業互聯網平臺型企業的成長, 這種影響將更加深刻。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這類技術的發展應用前景廣闊、影響巨大,但實現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潛在塑造力不可能迅速展現。比如,BCG(2016)認為,工業4.0 影響極其巨大,未來10年中僅在德國將貢獻GDP的1%,使德國制造業的生產率按總成本計算提高5到8個百分點,創造39萬個就業崗位,增加2500億歐元投資。再如,通用電氣公司(2015)預測,到2025年,工業互聯網將影響全球經濟的50%,以名義貨幣計價大約是82萬億美元。但盡管如此,即使在發達經濟體中這類技術當前的應用擴散也遠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廣泛。比如,世界銀行(2017)的研究表明,只有8% 的歐洲企業使用云計算服務來獲取管理軟件和計算呢能力,只有3%的使用了無線射頻設別系統(RFID)。我們認為,整個轉型過程在未來15-20年中將持續發酵。

(二)依然有很多后發經濟體希望走出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但能否實現有很大不確定性

后發經濟體實現發展追趕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毫無疑問,當今世界的后發經濟體都有迫切的發展意愿, 也面臨著“后發優勢”,如印度等已表現出了很高的經濟增長率,但這些后發經濟體是否會再次復制日本、韓國乃至中國等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實現“排浪式”的增長,尚存在著很大不確定性。

1.開啟工業化進程是后發經濟體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現的現實選擇, 但經驗表明“追趕窗口”會很有限。

根據前文分析,后發經濟體的追趕過程是在二戰以后才出現的。后發經濟體的追趕過程,基本上都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國內生產要素稟賦優勢與全球需求、先進技術機會等對接匹配,進而實現快速工業化的過程。時至今日,很多后發經濟體依然把開啟自身的工業化進程當作實現經濟起飛的關鍵所在。

但歷史經驗表明,實現這個過程是困難的,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會更加困難。一方面,真正能夠完成追趕過程并進入良性增長軌道的經濟體是“少數派”。全球所有經濟體中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十多個,很多國別比較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劉世錦等(2011)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論是拉美國家還是前蘇東國家,在推進工業化的體制、戰略和政策上, 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國家封閉型的進口替代戰略和前蘇東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工業化起步階段變存在這些缺陷,注定了經濟增長達到一定階段后不具有可持續性”。另一方面,越是后發的經濟體,通過工業化過程能夠實現的追趕效果就越有限。Rodrik(2016) 通過制造業就業占比、制造業名義增加值占比、制造業實際增加值占比這三個指標,研究了全球42個主要國家在二戰后至2010年這一時間段的制造業發展問題,結果顯示, 自1990年以后達到指標峰值的經濟體,其達峰時人均GDP水平大約只是1990年達峰經濟體的40%左右。這也就意味著,相比以前的工業化經濟體,后發經濟體會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業制造業快速發展的機遇,也就是經歷了“不成熟的工業化”。因此,當我們看待當前后發經濟體的發展前景時,沒有充分理由認為他們能夠順利走出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

2.數字經濟興起、氣候變化談判等可能會讓后發經濟體被鎖定在低端發展水平。

展望未來,還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會阻礙后發經濟體的追趕過程,甚至不排除將這些經濟體長期鎖定在低端發展水平的可能性。一是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產業轉型挑戰。如前所述,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技術發展應用帶來了很多新的產業機會,但這些產業機會的競爭基本在發達經濟體和個別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缺少數字化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措施等劣勢讓后發經濟體很難涉足這些領域。對后發經濟體而言,更適宜的道路是承接產業轉移,但這其中也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包容性,但同時傳統產業市場空間已經比較有限,“制造業回流”也給這些后發經濟體以更大的競爭壓力。最終哪種力量會占優勢尚難預料。二是氣候變化談判帶來的傳統增長空間受限的挑戰。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談判是20世紀90年代才真正開啟的,在此之前已經完成追趕過程的經濟體較少受到這一因素的制約, 迫切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基本都是集中在區域內、國家內的。未來將有所不同,盡管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過程和前景尚有不確定性,但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至少在道義上也為后發經濟體延續既有的工業化發展道路會帶來不利影響。三是網絡化時代給尋找和達成發展共識帶來的挑戰。強烈的社會共識,是后發經濟體開啟起飛進程的一個重要心理準備。戰后的日本和德國是如此,我國在經過艱辛探索后開始改革開放也是如此,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民族復興的共識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種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更多元化、更透明為重要特征的互聯網時代,實現這一點會更加困難,也會更經常地受到擾動。

(三)新興中產階級的興起, 將推動區域性“產消一體型”經濟體持續成長

需求一直是拉動產業發展的關鍵性力量。在推動形成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過程中,需求總量很重要,需求的結構和地域構成也同樣重要。中產階級代表著重大需求,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將朝著更好滿足這種需求的方向延展開來。

1.新興中產階級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全球消費地圖布局將更趨平衡。

新興中產階級的興起,主要是源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開啟或者完成工業化追趕進程。截至目前,全球消費力量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中;發展中經濟體還是以滿足基本需求為主,在中高端需求方面還相對較少。展望未來,各方普遍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經濟體將成為中產階級興起的主要貢獻者,也引導著全球消費地圖布局的重新塑造。比如,根據De Backer和Flaig (2017),預計,到2020年、2030年全球中產階級的數量將分別達到32億人和49億人,其中亞洲地區和國家對增量的貢獻率達到85%;當前全球中產階級的一半都集中在歐美發達經濟體中,而到2030年2/3會集中在亞洲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2000年時亞洲地區和國家(除去日本)只占了全球中產階級消費的10%,而這一比例預計到2040年會上升到40%,長期會進一步上升到60%。

2.研發、設計、生產等與消費之間的空間聯系將更加緊密,區域性的“產消一體型”經濟體將持續成長。

新興中產階級的興起,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會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加強了研發、設計、生產等與消費之間的空間聯系。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新興中產階級還沒有被消費習慣鎖定,對新產品、新模式的接受度天然地比較高,當然與此同時品牌忠誠度也相對比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競爭的關鍵不再是提供比較成熟的同質化產品,而是要提高需求快速響應能力,提供更具本地特色的產品并借此擴大市場份額、培養品牌忠誠度。這就要求企業需要不斷強化與這些消費者的互動,而將研發、設計、生產等布局到與終端消費更接近的地方是自然選擇。當然另一方面,借助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即使不如此選擇也能比當前更好地做到快速響應, 但考慮到本地化知識、“暗默”知識的可移動性很差,本地化布局依然是更優的選擇。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現有的區域性“產消一體型”經濟體將會進一步成長。這類經濟體會同時具備創新驅動、投資驅動、消費驅動的特征,國際競爭力會比較強,其成長也代表著全球經濟力量的再平衡。

(四)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博弈將持續存在,長期趨勢下中短期波動回潮將反復出現。

近幾十年來,伴隨著全球化深入推進的過程,反全球化的聲音也頻繁出現,比如WTO等國際組織門前多次發生的示威活動。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因此全球化的走勢及進程將會產生很大影響。

1.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長期趨勢基本可以確認,這將有助于推動分工繼續深化。

對于實現世界經濟總體上的長期增長和繁榮,經濟全球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對于這個結論,爭議其實是很少的,結果也是實實在在看得見的。其基本邏輯非常簡明直接,全球化有助于在更廣范圍內深化分工,實現各種資源要素的更高效配置,自然也就推動經濟實現更好發展。盡管當今世界中各種反對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伏,也有一些國家實施了不少帶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措施,但這些現象難以成為主流,只是一種階段性的反復。究其根本,這是因為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盡管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更好,但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力量的轉移和調整,產生了一些“絕對的輸家”和相當一部分“相對的輸家”。因此,從大方向來看, 由于全球化本身具有的巨大積極作用,經濟全球化還將深入推進的長期趨勢基本可以確認。這將進一步促進全球分工深化,拓展產業鏈、價值鏈覆蓋廣度。

2.反全球化聲音和行動將反復出現,中短期沖擊不容忽視。

反全球化的相關行動,主要是以一種犧牲全球經濟長期利益的方式,在短期內維持甚至強化了一些發達經濟體的相對經濟力量。盡管這不能代表長期主流趨勢,但要認識到這種現象的反復出現有其“合理性”。主要的原因包括:一是個別發達經濟體已經把反全球化當作解決國內社會矛盾、調整國別經濟關系的“行之有效”的常規手段了。二是在一些特殊時期采取的反全球化措施并不會自動被取消。據統計,自2008年以來,在G20國家中出臺了1671項貿易限制措施(大部分都是要求本地化的限制措施), 而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僅有408 項(De Backer和Flaig,2017)。三是全球化將持續催生“絕對的輸家”和“相對的輸家”,這種利益調整過程不可避免。四是不能低估人們所持信念的堅定性,即使在我們看來那是錯誤的信念。很多人的信念形成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并且會自動過濾掉與自身所持信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以強化固有信念。

(五)一些有全局性影響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視

影響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因素紛繁復雜,其中一些盡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現將會產生系統性重要影響。除以上曾提到的如反全球化的問題之外,還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給予關注。

1.社會變革嚴重滯后技術變革導致的社會動蕩。

相比以往,當前有顯著更高比例的人在同時經歷新工業革命洗禮,這肯定蘊含著機遇,但也隱藏著系統性風險。從歷史經驗看,在技術變革和使之成為必需的社會變革之間,通常存在一個明顯的時間差。 斯諾夫里阿諾斯(2006)曾深刻指出,“技術變革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歡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會變革則由于要求人類進行自我評估和自我調整,通常會讓人感到受威脅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當我們看到新技術革命將帶來的種種好處時,不應忽視其對人們既有道德觀念、生活方式的強烈沖擊以及對收入分配格局、就業機會等方方面面的潛在巨大影響,而這些最終都會影響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調整重塑。當然, 類似的問題在之前的歷次工業革命中都曾出現, 并最終被較好地解決。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后也必然如此, 比如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到底將引領人類社會走向何方還有很多爭議。一旦多種因素匯聚產生較為廣泛的社會動蕩, 全球化也必將嚴重受阻,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國別經濟的概念就會更加重要。

2.工業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導致的連鎖反應。

技術都具有兩面性,關鍵看誰在使用、如何使用。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應用,數據信息存量呈現指數型發展態勢,并且相對集中在一些大型企業特別是平臺型企業手中。未來,隨著工業互聯網的部署應用,工業信息也會呈現出當前消費信息類似的發展趨勢,爆發式增長且相對集中地匯集在少數平臺型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工業信息安全保障就極為重要。一旦出現大面積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將對制造業發展帶來啟停效應,顯著增大了生產過程的負擔,并帶來全球性協作力度減弱、保護主義等一系列問題( W o r l d Economic Forum,2017)。不僅是制造業,能源產業也面臨類似的嚴峻挑戰。隨著電力在終端能源消費比例中的不斷提高,如果能源互聯網發展取得明顯進展, 電網信息安全問題也將非常突出。盡管當前主要國家和企業都把信息安全問題擺在重要地位,但這并不足以保證意外情況不會出現。(參考文獻及部分圖表略) 

本文執筆:宋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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