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諸葛亮身上學習“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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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于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歷代以來,人們對諸葛亮的評價都非常高,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視諸葛亮為學習的榜樣,認為他是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忠臣楷模。那么,諸葛亮的“忠”,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忠于國家

諸葛亮去世于蜀漢建興十二年(234年),自那時迄今近1800年來,世人對他的紀念和評論從未間斷。截止到清代,關于諸葛亮的評論、考證文章就有400多篇,參與評論的涉及180多人,其中包括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乾隆等帝王,程頤、朱熹、王夫之、章太炎等學者,李白、杜甫、蘇軾、陸游等文學家,岳飛、文天祥等愛國將領,評論者范圍之廣、規格之高在三國時期歷史人物中首屈一指,在各代歷史人物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歷代以來對諸葛亮的評價多持頌揚態度,稱頌的重點在其忠君為國、興復漢室、矢志不移以及高尚的個人品德等方面,認為諸葛亮是“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有誰做出了特殊表現,常常被比作諸葛亮。諸葛亮年輕時自比管仲、樂毅,西晉張輔作《樂葛優劣論》, 對樂毅和諸葛亮二人文治武功方面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認為諸葛亮有文武之德,奇策泉涌、智謀縱橫,又有恩澤于百姓,所以他的歷史地位不僅比樂毅高,更可以與伊尹、姜尚相比。

當然也有一些批評聲音,比如一個頗為流行的看法是,諸葛亮協助劉備與孫權結盟,在赤壁之戰中打敗了曹操,讓曹操統一天下的進程受阻,造成后面三國鼎立的局面,從歷史發展進程看“諸葛亮等人應該是歷史的罪人”。這個說法貌似有些道理,其實沒有搞清楚赤壁之戰的性質,赤壁之戰仍屬群雄混戰階段,因為在當時除曹操外還有孫權、劉璋、張魯、劉備以及關中諸將、遼東公孫氏等割據力量, 大家其實都不反對統一,只是由誰來統一,還需要通過競爭來解決。

劉備死后諸葛亮“ 開府治事”,先后五次北伐,對此也有不少非議和微辭,有人懷疑諸葛亮北伐的動機,認為他是“為一己之私而發動戰爭”;有人懷疑諸葛亮的能力,認為他不明智,“明知不可為而為”。這些看法忽略了當時的歷史環境,我們今天稱劉備建立的政權為“蜀漢”,而在當時就是“漢”,是東漢政權的延續,劉備以漢室繼承者自居,諸葛亮協助劉備制定的國策是“興復漢室,還與舊都”,他們堅持“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他們認為天下是一個整體,即便實力不如對手,也不能就此偏安于西南,這才是諸葛亮屢次興兵北伐的原因。

如果只為一己之私或子孫后代的榮華富貴,偏安也許是更好的選擇,但諸葛亮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素來有家國情懷,其中有《禮記》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有《孟子》所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社會責任,也有《岳陽樓記》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任擔當,但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一個基礎,那就是對“大一統”國家的忠誠和堅守,尤其在亂世里,即使面臨分裂已不可避免的現實,也不放棄對實現國家統一的努力,這是對國家最大的忠誠。

忠于人民

諸葛亮“開府治事”伊始, 把發展經濟、提高國力作為頭等大事。當時劉備剛剛駕崩,外有強敵虎伺,內有南中之亂,蜀漢政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諸葛亮制定了“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方針, “務農殖谷”就是發展農業,搞好經濟建設;“閉關息民”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通過這些措施,蜀漢的生產得到快速恢復,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也穩定了局勢。

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等著作中多次提到,治國必須找到立國的根本,這個根本就在農耕、山林、川澤之中,如果農業生產搞不上去,就會“地失其常,則有枯敗”。諸葛亮認為,漢末以來各地動亂不已,加上自然災害不斷,造成“強弱相侵,躬耕者少, 末作者多, 民如浮云, 手足不安”的局面,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像禾苗成長那樣“先去其穢”,對于當時社會上那些專權不法的豪強權貴不僅要從法律上加以限制和打擊,在經濟上也要加以抑制,從而釋放出更多的生產活力。

有人認為諸葛亮是一個喜歡用兵的人,蜀漢國力有限,但他年年用兵,讓軍事方面的負擔超過了國力所能承受的范圍。其實這是嚴重的誤解。據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資料,諸葛亮十分注意減兵省將,把兵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一般情況下全國常備兵員不超過8萬人,且實行輪換制,保證有充足的勞動力從事生產。諸葛亮北伐常受制于兵力不足問題,有人曾建議“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 也就是暫停輪換制以增加兵勢。諸葛亮不同意,他說帶兵打仗要以嚴守信用為根本,按規定將要輪休的將士“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絕不能讓他們失望,兵力再不足也要堅守信用,不能廢棄輪休這項制度。

在賦稅政策方面,諸葛亮主張輕徭薄賦,認為“唯勸農業,無奪農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 否則“ 人有饑乏之變, 則生亂逆”。為減輕百姓負擔,諸葛亮還在蜀中組織兵士屯田,增加軍糧收入。歷史上,苛捐雜稅往往是激起民眾反抗的直接導火索, 據《袁子》記載,諸葛亮治蜀雖“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有人做過統計, 三國時期曹魏控制區內共發生民變2 4次,孫吳23次,而蜀漢僅有3次,這從側面反映出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賦稅政策是較為合理和成功的。

諸葛亮熱愛百姓,也得到百姓的愛戴。諸葛亮歸葬定軍山不久, 蜀漢各地民間的祭祀活動就已開始,各地紛紛向朝廷請求為諸葛亮立廟祭祀,很多百姓在清明節以及諸葛亮祭日“私祭于陌道”。《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向晉武帝進呈《諸葛氏集》,其中說到百姓對諸葛亮的懷念:“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粱、益之民,咨述亮者, 言猶在耳。”這種風氣一直沿續到以后各代,晚唐時孫樵說諸葛亮已經死了500年,但“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

忠于事業

諸葛亮少年時代隨叔父諸葛玄由家鄉來到荊州生活,雖客居他鄉,但他卻擁有著令時人羨慕的“關系網”,荊州當時有黃、蔡、蒯、龐、馬、楊、習等幾大著名家族,諸葛亮與他們都有密切關系: 諸葛亮的妻子出身黃家,岳母的妹妹是荊州牧劉表的妻子;諸葛亮的大姐嫁入蒯家,二姐嫁入龐家,龐家的龐德公不僅是親戚還是老師; 龐家的龐統,馬家的馬良、馬謖, 楊家的楊儀,習家的習禎,他們跟諸葛亮不是同學就是好朋友。諸葛亮完全可以靠“關系”吃飯,但他卻隱居在一個小山村里,并且最終選擇了與自己毫無關系的劉備,這是因為,在諸葛亮的心中事業才是最重要的。

諸葛亮年輕時就立下遠大志向,后來又為之孜孜以求,從不懈怠。諸葛亮在《后出師表》中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康熙皇帝對此曾有評論,認為自古以來的人臣, 真正做到這8 個字的“ 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諸葛亮身為蜀漢丞相,不僅日理萬機,而且責任心很強,工作非常細致,他率先垂范的精神感動和影響了下屬。《三國志》等史書記載,諸葛亮對重要文書都親自過目,向他匯報工作的人不敢有絲毫馬虎。為減少差錯,諸葛亮甚至“自校簿書”。《襄陽記》記載,丞相主簿楊颙看到這種情況,勸諸葛亮不用管得那么細,“為治有體,則上下不可相侵”,也就是把工作分給大家, 只要做到職責不互相交叉就行了。諸葛亮一向鼓勵大家多提意見,對楊颙的建議諸葛亮表示感謝,但他卻沒有按照楊颙說的做, 凡事仍親歷親為。

從管理學上看,楊颙的建議不無道理,但此時是諸葛亮剛剛“開府治事”不久,許多工作才起步, 新組建的丞相府和調整過的益州牧府都需要磨合,各級官員的工作作風也需要培養和鍛煉。諸葛亮從細節入手,通過親歷親為, 狠抓作風建設,以此帶動工作質量和效力的提高,在這個扭轉作風、糾正錯誤的關鍵時候,領導必須帶頭。在諸葛亮的嚴格要求下,各級官署的工作作風大為改觀,一些雖然沒有背景卻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提拔重用。

諸葛亮不僅是勤政的楷模,還是廉政的榜樣。乾隆皇帝評論諸葛亮:“約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無我,忠故無私,無我無私,然后志氣清明而經綸中理。” 諸葛亮沒有像曹操、司馬懿那樣培植自己的子孫以延續權力,他的養子諸葛喬死于北伐,兒子諸葛瞻、孫子諸葛尚死于保家衛國。諸葛亮以節儉治家,在《與李嚴書》中說:“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財無余,妾無副服。”諸葛亮臨終前向后主最后上表,說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以諸葛亮的權力、官職和爵位,只要稍多一些私心,就不會只有這么一點兒財產。

歷代以來人們之所以對諸葛亮有極高的評價,原因是在古人看來,諸葛亮不僅具備治國治軍的突出才能,更有濟世愛民、謙虛謹慎、廉潔奉公的品格,為后世樹立了榜樣。人們視諸葛亮為歷代以來忠臣的楷模,并不是因為他對劉備父子的“私忠”,而是對國家、對人民、對事業的“大忠”。回顧諸葛亮的一生,他的忠貞、濟世、敬業、至公、廉潔、謙虛等都為帝王、將相以及普通百姓所共同稱頌。人們從不同角度稱贊諸葛亮, 使他成為帝王心目中理想的人臣、人臣治國理政的榜樣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學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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