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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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翼

QQ20151130153644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闡發“中國夢”的核心內容時,就非常明確地指出:所謂“中國夢”,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夢;中國夢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正因為如此,“十三五”規劃建議才一以貫之地體現了“與民共享”的共享價值理念,并以明確而具體的部署,強調了共享作為發展之要義的頂層設計,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這主要表現為:

一、完成收入翻番任務,讓全民共同奔小康

?只有提高收入,人民群眾才有可能伴隨祖國的強大和時代的進步而改善消費水平,將更多的人從當前的“生存型消費”轉型為“發展型消費”。為達到這一目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的說明中要求:必須繼續保持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率,使其維持在年均6.5%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堅持“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即“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可能維持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高于或至少等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態勢,最終完成收入翻番任務,達到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的目的。
? ? 除此之外,“十三五”規劃建議還著重強調說,要“提高技術工人待遇”,要“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等,這些措施,都有利于激發和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制度上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利益。
? ? 過去幾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保持了較快的增長態勢:比如說,2011年,GDP增長9.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1.4%;2012年,GDP增長7.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9.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7%;2013年,GDP增長7.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7.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9.3%。2014年,GDP增長率為7.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6.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9.2%。
? ? 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居民收入高于經濟增長率的態勢,一方面穩定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還進一步保障了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未來“十三五”的戰略決勝期,只有完成城鄉居民收入的翻番任務,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才能轉化為現實,我們也才能實現“第一步走”的宏偉藍圖,為更高水平的“中國夢”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完成扶貧攻堅任務,讓貧困人口共享發展成果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所以,只有讓貧困人口脫離貧困的陷阱,才能在共享發展的要義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使全體人民共享小康。
? ? 實際上,從過去扶貧攻堅的歷史可以看出,伴隨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持續性地提高了貧困線。這就是說,扶貧的任務,正在從對絕對貧困的扶持轉化為對相對貧困的扶持。比如說,按照1978年的標準,即以人均年收入不足637元計,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從2.5億降低到2007年的1479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30.7%降低到2007年的1.6%;按照2008年的標準,即以人均年收入不足1196元計,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4000多萬降低到2010年的2688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4.2%降低到2.8%。但按照2010年的標準,即在將貧困線提高到年人均收入2300元之后,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就擴大到1.65億人,貧困率也提升到17.2%。經過新一屆政府的艱苦努力,截止到2014年年底(以現價2800元為準),已經成功將貧困人口數量降低到7017萬,貧困率降低到6%左右。現在看來,2015年扶貧攻堅戰略進展順利,估計到年底,貧困人口會下降到6000萬左右。
? ? 這就是說,在“十三五”時期,如果每年完成1200萬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則到2020年,我們就會以2010年確定的不變價格標準,全面完成脫貧任務,讓貧困人口同步進入小康社會——估計那時的名義收入貧困線會達到4000元左右。所以,未來的扶貧攻堅任務還很重,而且越往后扶貧的難度越大。這就要求我們繼續貫徹黨中央做出的分類施策、精準扶貧的戰略部署。具體來說就是:
? ? 第一,對于那些因災致貧、因病致貧、因學致貧、因投資受損等致貧的貧困人口,主要通過扶貧貸款、項目扶持、教育助學、醫療資助、提升人力資本等勞動技能、提供勞務幫扶等方式,脫貧3000萬人左右。
? ? 第二,對于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還可以通過勞務輸出與轉移的方式,幫助其到城鎮或城市就業,解決1000萬左右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
? ? 第三,對于那些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如果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不適合人類居住與生活,則通過對貧困人口異地搬遷安置的方式,幫助1000萬人脫貧。
? ? 第四,對于那些部分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這部分主要是農村老年貧困人口,則主要采取納入低保的方式解決其生活問題,以社保政策兜底幫助其脫貧。
? ? 總之,貧困人口的脫貧,是“共享”發展的主要內容。也只有將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才能走出原有那種爭搶加入貧困縣,并在進入貧困縣后“慶祝貧困縣”的怪圈,從自主創新創業與外在扶持的雙向渠道發家致富,帶領今天的貧困人口在明天共享小康社會的福祉。

三、推進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讓流動人口享有市民化機會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城鎮化率增長緩慢。比如說,1949年的城鎮化率為10.64%,1958年為16.25%,1965年為17.98%,1976年為17.44%。在1978年之后,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的迅速發展,城鎮化開始加速。在1980年提高到19.39%,1990年提高到26.41%,2000年提高到36.22%,到2010年提高到49.95%,到2014年年底達到54.77%。估計到2015年年底,會超過56%左右。
? ? 但我國的城鎮化,是以常住人口即在城鎮居住滿6個月及以上的人口為標準而統計的。如果以城鎮戶籍人口計算城鎮化率,則2014年年底則僅僅為36%左右。在以戶籍為基礎配置城市基本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格局下,那些非本地戶籍的外來流動人口,就難以公平合理地享受流入地城市提供的教育、醫療、就業、社保、住房等服務,將原有的城鄉二元格局重新固化為城市內部的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新二元格局,造成人為的制度性歧視。這種戶籍區隔,既對約2.5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業戶籍人口、也對約0.7億外來非農戶籍人口形成了負面影響,使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從而“帶來了一些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
? ? 為達到“共享”發展的目的,“十三五”規劃建議稿專門著重提出:要在未來五年的戰略決勝期,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預測,將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到45%左右。這就是說,未來5年,只有每年將1600多萬農業戶籍人口轉變為非農戶籍人口,才能保證年均提高1.3%左右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以達到規劃所設定的目標。這也是黨中央為保證真真切切的“共享”發展而進行的制度性頂層設計。在循序漸進而又切實有效地推進過程中,首先要落實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在城鎮就業和居住5年以上、舉家遷徙的大約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的進城落戶問題。
? ? 對于那些暫時難以在城鎮落戶的外地流動人口來說,要以完善居住證管理的方式,滿足其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要,逐步縮小并最終消除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福利差距,以期達到共享發展的目的。
? ? 在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增速紅利逐漸消退的大背景下,各地城市政府只有將流動人口的需要和本地發展的目標相結合,才能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一方面穩定勞動力供給數量和控制工資成本、另外一方面通過對現代產業工人的培育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這還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提升城鎮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四、加強養老保險建設,讓老年人晚年共享中國夢

?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不同的是,我國的老齡化,既是計劃生育政策約束下的老齡化,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推動下的老齡化。從人口金字塔的表現形式上來說,前者造成了人口金字塔底部的老化——由人口出生率降低所導致的少兒人口占比趨于縮小而形成的老化;后者造成了人口金字塔頂部的老齡化——由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所導致的老年人口占比擴大而形成的老化。
? ? 我國人口老化狀況通過下面的數字可以顯著觀察出來: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為36.28%,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4.41%。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占比為40.6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3.56%。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占比為33.5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3.5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占比為27.67%,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5.57%。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占比為22.8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6.96%。? ? ? ? ? ?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占比為16.6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8.87%。根據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經達到了10.10%左右,數量達到了1.38億左右。可人口出生率卻降低到12.37‰左右,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也延長到75歲左右。這使我國人口有了加速老化的趨勢。為此,除改革計劃生育制度之外,還需要加強養老保險制度建設,讓老年人公平享有社會發展的成果。
? ? 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有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居民養老保險。雖然在2015年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在形式上做了合并,但在制度設計上,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比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多了一個12%的“職業年金”。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雖然也設計有“企業年金”制度,但很少有企業為職工繳納企業年金——事實上存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差距。
? ? 另外,農民工因為其流動性質,也因為其更希望獲得現金收入、更由于企業普遍存在養老保險瞞報現象,其參保率一直偏低。雖然經過最近幾年的努力,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上升了許多,但在總體上也不到30%。伴隨農民工平均年齡的上升,老一代農民工逐漸到退休年齡,但因為其在城市長期沒有養老保險,故很難繼續生存下去。所以,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所在。如果在“十三五”時期難以在實質上有所建樹,則未來的問題會更大。
? ? 與此同時,我國的居民養老保險,實行的是廣覆蓋、低保障模式。在城鎮職工退休金連續11年提高10%的情況下,居民養老保險的基礎養老金于2015年從55元提高到70元。雖然在制度設計中,居民可以以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元十個檔次繳費,但絕大多數居民的繳費標準很低或干脆就沒有繳費。這樣,大多數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在老年后獲得的養老金僅僅是基礎養老金。
? ? 這就是說,如果以現行養老保險制度運行,則未來的老年人的養老保險金會存在很大收益差距。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明確建議說,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保體系,實行全民參保計劃。這就要繼續加大養老保險改革力度,綜合協調、推動城鄉共同發展,強化民生工程,在人口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盡速以“共享”之價值理念,完善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讓老年人真正能老有所養,實現十八屆五中全會所勾畫的宏偉藍圖。

五、縮小收入差距、讓低收入群體有更多的獲得感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衡量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一直高位徘徊:2003 年是0.479,2005 年為0.485,2010 年為0.481,2011 年為0.477,2012 年為0.474,2013 年為0.473,2014年是0.471。僅從數據上看,自2009 年之后有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與社會預期相比,還十分有限。與此同時,某些研究機構根據自己的調查,發布了基于學術調查而得到的基尼系數,這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存在某種程度的差異:
? ? 比如說,西南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進行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通過對2010 年采集到的數據研究發現,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61。這大大高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也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公布的最高值。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調查所得到的2009年全國基尼系數為0.514。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調查所得的2009年全國基尼系數為0.555。后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又發布消息稱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9。應該說,學術界基于抽樣調查得到的基尼系數值,都高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值。
? ? 2014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3年全國分城鄉的五等份居民收入分布數據,按城鎮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434元,中等偏下收入組為18483元,中等收入組為24518元,中等偏上收入組為32415元,高收入組為56389元。按農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為2583元,中等偏下收入組為5516元,中等收入組為7942元,中等偏上收入組為11373元,高收入組為21273元。如果將中國城鎮最高2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農村最低20%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則會發現相差達21.8倍多。
? ? 最近,各種跡象表明,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有擴大趨勢。在城市,城市內部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預見的事實。在農村,在土地向種糧大戶與養殖大戶加速集中過程中,以“家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既受價格周期變動的擠壓,也受市場競爭不力的擠壓。現在全國30%以上的土地已經發生了流轉。有些省份——比如江蘇已經有56%以上的土地發生了流轉。土地集中以后,農村內部的生產勞動關系,就開始轉變為雇方與受雇方、資本與勞動力的勞動關系。如果收成好,雇主的收入會大幅增加,而受雇的農業工人的收入則仍然以議定的合同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老年農民就會因體力不支而不能與職業農民競爭受雇的工資,因資本不足而不能與種養大戶競爭農產品的市場。所以,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會呈拉大趨勢。
? ? 原來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工薪造成。但在新格局下,財富占有差距也趨于擴大。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擁有房產的人,不僅隨房價上升而增加了資產額度,而且還會獲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財收入。但在農村地區,農民的住房卻很難有升值與生息的機會。所以,在工資收入還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財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財富升值、財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趨于擴大。
? ?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經濟6.5%的增長率所帶動之下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還需要在縮小收入差距中保障低收入者的收益。這就需要按照“十三五”規劃建議,在縮小收入差距上出實招。實行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顯增加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規范隱性收入,遏制以權力、行政壟斷等非市場因素獲取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 ? 很多人建議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個人所得稅稅基,從現在的3500元至少提高到5000元以上,使收入低者不交稅或少繳稅,收入高者多交稅。這既可刺激內需,也有利于“限高提低”。還有人建議建立以家庭與個人皆可申報的個稅申報體系,讓勞動者既可以以家庭為單位也可以以個人為單位選擇個稅申報。現在,在征收個稅的過程中,還沒有考慮到家庭老年人口與幼兒人口的影響———對于那些勞動力占比較高的家庭來說,其收入的絕大部分會消費在自己身上,但對家庭中老人與孩子較多的勞動者來說,其不得不將自己的收入分配給被撫養人口消費,從而使其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降低。這就出現初次分配中收入大體相同的勞動者,在家庭再分配中大大降低了消費水準。要配合“全面二孩”生育制度的順利實施與強化家庭的養老責任,就必須鼓勵家庭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所以,個稅改革的方向,需要以家庭為單位征繳,而不能僅僅以個人為單位征繳。在美國,就同時出臺了以個人或以家庭皆可自由申報的個稅制度安排以供納稅人選擇。
? ? 最后,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要注意保護小農戶的收益,努力縮小農村的收入差距。在土地流轉較多的地方,基層政權服務型政府的建立方向,一方面是服務所有農村居民,但更重要的服務對象,應該是留在農村的老年農民和轉化為受雇勞動者的職業農民。除精準扶貧的機制需要貫徹外,還要將農業培訓的重點,集中在普通農民而非養種大戶身上。如地方政府實難扭轉扶持重點向大戶傾斜的現有格局,也要專門出臺一些具體措施,用之于扶持普通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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