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獨二孩實踐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 2015-2080年中國人口形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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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賢 蘇劍

一、單獨二孩實踐表明當前生育意愿不高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人口政策邁出了跨時代的一步——實行“單獨二孩”政策。這次之所以如此謹慎,根據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釋,“如果‘同放二孩’,在放開后的頭幾年,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會超過4.4(出生4700萬),2027年總人口達到第一個峰值15.15億,2044年達到15.35億。如果‘分放二孩’,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將回升到3左右,2027年達到第一個峰值15.08億,2045年達到第二個峰值15.14億。” ①這種預測來自于蔡昉、李建民等20多位人口學家完成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②。他們判斷即便單獨二孩,生育率也會反彈到2.4左右,到2050年仍將穩定在1.75左右。

王培安認為:“我國糧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規劃,均是以2033年前后總人口峰值15億左右作為基數制定的。” ③因此這次采納了國家衛計委和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課題組建議的單獨二孩方案:生育率將反彈到1.8以上,累計效應釋放后,會波動在1.6-1.7;總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14.53億,到2050年為13.85億④。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發表論文解釋了為什么不能全面放開二胎:生了1個孩子的15-49歲婦女有1.52億,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⑤。

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發布會上也采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⑥。

我們認為,國家衛計委以及蔡昉和翟振武課題組的結論值得商榷。首先,以資源、環境為由設置15億人口控制上限本身缺乏科學依據,易富賢在《大國空巢》第6章以及發表在《國際經濟評論》上的論文《資源、環境不構成人口增長的硬約束》中進行了詳細的論證⑦⑧,中國的人口承載能力遠遠超過衛計委的預測。其次,即便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并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峰值人口也不可能達到15億。易富賢在2007年版的《大國空巢》中分析認為“停止計劃生育也難防止今后中國人口銳減” ⑨,2008年在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上發表《停止計劃生育,鼓勵生育已刻不容緩》,認為“允許獨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車薪” ⑩。

2012年王廣州在《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國人政策生育潛力估計》中也分析⑩,如果2015 年放開單獨二孩,出生人口堆積與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相比增加100萬左右,超過200萬的可能性很小;如果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補償生育期間,每年會比政策不變多生600萬左右,加上正常出生1500萬,出生人口規模在2100萬人左右(也遠低于翟振武、蔡昉所預測的4995萬、4700萬人),高峰總人口約為14.39 億左右。考慮到2014年實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已經釋放了一些補償性出生,那么2015年全面二孩的額外新增出生規模將低于原有的估計。

再看看單獨二孩實踐情況。從2014年1月17日開始,各省陸續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國只批準單獨二孩申請70多萬例,并且申請人數在逐月遞減。根據各地的單獨二孩申請,我們在《單獨二孩實踐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繼續放開》 、①《從單獨二孩實踐看補償性生育》②中進行了系列分析,在《停止計劃生育后會補償性出生多少人?》中得出結論③:單獨二孩政策滿一年只能會批準大約120萬例申請,減去政策前懷孕的18萬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萬例,剩下的72萬例以75%的出生/申請比(有人會懷不上或活產不了孩子,有人會主動放棄,比如上海的雙獨二孩出生/申請比只有50%)計算,只會多生54萬人。補償性出生在1-4年內以4:3:2:1的比例釋放,那么每年多生54萬、40.5萬、27.0萬、13.5萬人,合計只會多生135萬人,遠低于國家衛計委和翟振武課題組所預測的1000萬。

根據翟振武的預測,單獨二孩政策后累計將多出生1000萬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計將出生9700萬,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數據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萬、393萬、262萬、131萬,合計只多生1309萬人。單獨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全面二孩是城鄉受益,而農村原本就打算超生的比例高于城市,那么全面二孩多生人數應該會少于1309萬。

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后,已經釋放了一些補償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的話,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會補償性多生400多萬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萬計算,那么合計只出生1800萬(總和生育率只有1.70),遠低于翟振武、蔡昉課題組所預測的4995萬、4700萬。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經只有1.8,停止計劃生育,累計補償性出生也不會到2000萬,峰值生育率能達到1.9、2.0(出生規模為2000萬、2200萬)就算很不錯。即便是最夸張的估計,峰值出生人數達到2500萬(事實上不可能),也不過相當于中國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沒有什么可擔心的。1962-1965年年均出生2800萬,也照樣過來了。

單獨二孩的實踐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亟待繼續放開。本報告對人口政策調整后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

二、人口預測原理和參數

人口增長=出生-死亡+遷移。本報告采用國際通用的隊列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④,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數據為基礎,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別代表各項人口變動要素,即t年的人口數、出生數、死亡率、凈遷入人數,以單一年齡組別移動推算出未來男、女性單一年齡人口。中國目前國際凈遷移人口比例還較低,也難以估算,姑且忽略。

1、出生

孩子是由15-49歲育齡婦女生的。n歲婦女數乘以n歲年齡別生育率,比如,某年30歲婦女共1200萬人,30歲的年齡別生育率(該年齡組該年人均生孩子數)為0.0447,那么該年共生了53.64萬個孩子。再將15-49歲婦女所生孩子數合計。

某年男、女出生數由該年出生總數根據出生性別比計算而得。比如某年出生1300萬孩子,出生性別比為110(男:女=110:100)。那么男嬰為1300萬×(110÷210)=681萬;女嬰為1300萬×(100÷210)=619萬。

2、死亡:年齡組別移動

0歲人口:由出生人口數乘以該年0歲存活概率

1-99歲人口:t年x歲人口數=(t-1)年(x-1)歲人口數×t年x歲人口存活概率

100歲以上人口:由于100歲為人口推算的最后一個年齡組,代表100歲及以上人口數,因此該年齡組t年人口數并非如1-99歲公式那樣以t-1年99歲人口數計算而得,而改以t-1年99歲及以上人口數取代之,公式為:

t年100歲及以上人口數=(t-1)年99歲及以上人口數×t年99歲及以上人口存活概率

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從相應預期壽命下的生命表(本報告采納臺灣的生命表)查到。

比如2015年5歲男性人口=2014年4歲男性人口數×2015年5歲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2014年4歲人口數與2015年5歲人口數之間的差值是死亡數。同樣,女性也是如此。

日本國立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預測了日本2011-2060年的人口變化①,臺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預測了臺灣地區2012-2060年人口變化②。本報告作者用日本和臺灣地區的參數對日本和臺灣地區的人口進行了預測,結果與日本和臺灣地區公布結果完全一致,表明本報告作者對日本和臺灣地區的這兩份報告的理解沒有偏差,表明我們的估算方法是可靠的。

3、所需參數

在預測中國未來的人口時,需要預測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和其他參數,我們用跟中國大陸文化傳統類似的臺灣地區和韓國做參照。

(1)預測起點的基礎人口結構數據:2010年0-100歲的男女人數。

2010年人口普查公報人數為1339724852人,比普查短表《表3-1 全國分年齡、性別的人口》的1332810869人多出6913983人,包括現役軍人2300000人,難以確定常住地人口4649985人③。2010年中國的參軍最低年齡是18歲,230萬現役軍人中,假設200萬是18-21歲,其中男性90%,女性10%。剩下的491萬人(總人口的0.37%)中,假設全部是0-59歲人口(60歲以上人口流動較少),依照短表3-1的0-59歲各年齡、性別比例補充到各年齡組中。

(2)出生所需參數:補償性出生、總和生育率、出生性別比、生育模式。

總和生育率和補償性出生是人口預測的難點,在下文單獨分析。

出生性別比:中國出生性別比長期高達120左右,即便停止計劃生育,這種慣性很難立即改變。目前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香港特區的出生性別仍然有107、108,臺灣地區人口預測也是假設今后出生性別比為107。假設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在2011-2012年為119,2013-2016年為118,然后線性下降到2040年的107,穩定在107直到2050年,2051-2080年為106。

生育模式:由于社會發展導致育齡的推遲,生育模式(將總和生育率修正為1.0的情況下的年齡別生育率)不斷改變。2011-2015年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大陸2010年的生育模式大致相當于臺灣地區1990年的水平。假設今后的生育模式的變化一直滯后臺灣地區20年。以2010年大陸人口普查的生育模式和臺灣地區2013年的生育模式④(相當于大陸2033年)為坐標,大陸2016-2033年之間的生育模式由二者線性穿插獲得;大陸2034-2080年的生育模式采用臺灣“行政院”經濟委員會的預測數據2014-2060年的生育模式(將年齡別生育率除以總和生育率)⑤。在預測時,將總和生育率乘以生育模式,可得出年齡別生育率。

(3)死亡所需參數:每年各歲死亡概率。

國家統計局公布,2010年中國大陸人口平均出生時預期壽命達到74.83歲⑥,相當于臺灣地區1994年的水平⑦。假設大陸今后壽命延長一直落后于臺灣地區16年,2020年男、女分別為74.7歲,80.7歲,2050年為79.8歲、85.7歲,2080年為82歲、88歲。2011-2080年的男女預期壽命、死亡概率采納臺灣地區1995-2060年的生命表的數據(1995-2012年的生命表是臺灣”行政院”發展委員會公布的數據,由于預期壽命和死亡概率有波動,因此用這套數據計算的中國2011-2028年的死亡人數有波動;2013-2060年采納臺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預測數據⑧)。

三、現在和未來生育率的判斷

1、中國生育率需要達到多少?

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 ⑨。蔡昉課題組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也將未來的目標生育率定為1.8。2013年11月翟振武解釋為什么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時說,“完善和調整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向1.8靠攏” ⑩。

其實將目標生育率定在1.8是錯誤的。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要保證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也不減,理論上一對夫婦只需生2個孩子。但是由于部分小孩會夭折,正常出生性別比(以女孩為100)為102-106,因此總和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應該高于2.0才能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以發達國家為例,每出生205個孩子中有105個男孩、100個女孩;約2%的人在育齡前死亡,那么活下來的98個女孩每人需要生2.09個孩子才能使得總孩子數為205個。因此發達國家通常說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

而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0-4歲性別比高達119,也就是每出生219個孩子只有100個女孩。《2013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09年女嬰死亡率為2%(發達國家只有約0.4%)①,差不多有4%的女孩在育齡前死亡,那么剩下的96個婦女需要每人生2.28個孩子才能讓孩子總數達219個。就是說,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接近2.3。

由于有單身、不愿生育、生育障礙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一個、兩個、四五個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個人群共182個孩子,其中90個來自3孩家庭,40個來自2孩家庭,32個來自4孩家庭,10個來自5孩家庭,10個來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實:30個婦女生3孩,20個婦女生2孩,8個婦女生4孩,2個婦女生5孩,10個婦女生1孩,外加10個婦女沒有生育(超過1/8家庭存在生育障礙),共80個婦女,人均只2.275個孩子,還達不到更替水平。

如果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人口會不斷增加;低于更替水平,幾十年后將出現人口減少、嚴重老年化和經濟衰退。

2、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1.18,抽樣調查顯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這些客觀數據互相印證,說明中國早(至少在1990年后)就應該廢止計劃生育了。

但是國家衛計委和中國人口學會以前一直將生育率修正為1.8;2011年后仍然依據“千村生育率調查”、公安數據、小學招生數據,將生育率修改為1.5、1.6。國家統計局也公布生育率為1.5、1.6,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萬、1635萬、1640萬人②。蔡昉和翟振武兩個課題組的預測都建立在目前生育率為1.5、1.6的基礎上。

其實他們的理由是經不住推敲的。“千村生育率”明顯“虛高”,因為現在農村育齡婦女大多進城,大多選擇回老家生孩子。

用公安戶籍數來推測生育率也是不準確的。目前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包括孩子入學)有20多項,人們有獲取多戶口的強大動力,“房姐”、“房妹”現象很普遍。2009年以來,公安機關清理注銷重復戶口200多萬個③④。還有更多的死亡未銷戶口。

國家統計局公布2006-2013年每年增加人口穩定在600多萬,是建立在“目前生育率為1.5、1.6,每年只死亡900多萬人”的基礎上的⑤。但是其實出生存在大量水分,而每年死亡人數早就超過了1000萬,因此近年實際年增人口只有300多萬人,2013年總人口根本沒有136072萬人。以陜西為例,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末,常住人口3763.7萬人,出生37.62萬人(2009年、2011年出生38.57萬、36.45萬人),死亡23.11萬人,增加10.61萬人⑥。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陜西省0歲人口只有33.47萬;2014年1-7月,注銷重復戶口42460個,注銷死亡未銷戶口10.5萬個⑦。

小學招生數據水分更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擔,現在西部地區為8:2,中部地區為6:4,東部地區按照財力狀況分省確定分擔比例⑧。學校和地方政府有強大的動機通過虛報學生數以獲得更多的經費。比如2012年全國小學1-5年級為8141萬人;但是2013年小學2-6年級只有7665萬人,一年之內就減少476萬人。再比如湖南省邵陽縣,2008-2012年統計公報顯示這5年小學招生合計為71522人,但是2013年電子學籍顯示2-6年級只有 51253人(少了28%)。小學和初中是義務教育,普及率接近100%。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數其實是參照教育部的小學招生人數(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1-6歲人數的確定也應參照了小學招生)。由于小學招生水分很多,意味著國家公布的出生人數水分很多。以1999-2001年出生人口為例,1999-2001年出生人口在2005-2007年開始上小學,2010年時為9-11歲,2013年讀初中(一、二、三年級)。國家統計局公布1999-2001年出生5307萬人,公布2005-2007年小學招生5137萬人,二者接近;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9-11歲人口只有4264萬,2013年初中在校人數只有4440萬。以2013年初中人數為標準,說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數有20%水分。而2013年的初中人數其實還有水分,因為初中毛入學率應高于105%(甚至超過115%)。

國家統計局公布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萬、1635萬、1640萬人,那么生育率接近1.5;但是如果扣除20%的水分(十多年來已經累計了數千萬水分),那么這三年只出生1337萬、1363萬、1367萬,生育率只有1.2左右,與抽樣調查顯示的生育率(2011年、2012年、2013年為1.04、1.26、1.24)基本一致。

可見,修正后的1.5、1.6的生育率是不可信的,還是客觀調查的生育率更可信。

依照慣性,國家統計局應該會公布2014年出生1640萬左右,死亡980萬左右,增加660萬左右人口,人口總量約為136700萬;但是其中出生將有20%左右水分,死亡卻漏報幾十萬。因此,本報告近期的人口總數將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要少,死亡人數比統計局公布的要多。

3、根據社會發展水平診斷中國的生育率

其實社會越發達,教育水平和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單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人類發展指數(HDI,聯合國使用的一項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人均GDP都與生育率直線負相關①。

本文臺灣地區的生育率來自臺灣“內政部”網站②,韓國的生育率資料來自韓國統計資料中心③,印度2005-2012年生育率來源印度人口普查和官方公布的抽樣調查④,其他來源世界銀行的數據庫⑤。

中國2012年的HDI相當于韓國1986年、古巴2001年、伊朗2006年的水平⑥;當年這些地區的生育率分別為1.58、1.63、1.87。

以時空可比的1990年國際元為標準⑦,中國大陸2010年的人均GDP相當于臺灣地區1987年、韓國1989年、泰國2005年的水平;當年這些地區的生育率分別為1.70、1.56、1.54。

印度HDI最高的5個邦在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7、1.8。中國倒數第一、第二的西藏、貴州的HDI分別相當于印度排名第7的泰米爾納德邦、第3的旁遮普邦⑧⑨⑩,2012年這兩個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7。中國人均GDP倒數第一的貴州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之間,中國倒數第二的云南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喀拉拉邦、喜馬偕爾邦之間   ,2012年這4個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8、1.7。

以印度為對照,如果沒有計劃生育,連西藏、貴州、云南的生育率目前也只能達到1.7、1.8。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差異,在同等發展水平下,華人的生育率比印度人要低。比如2000年新加坡的華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別為1.43、1.59  ;2010年馬來西亞的華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別為1.8、2.0   。

綜上所述,根據社會發展水平判斷,如果沒有計劃生育,那么中國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還將繼續下降。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總和生育率竟然還有1.5、1.6?單獨二孩政策能將生育率長期穩定在1.6-1.8?

4、根據生育意愿看中國的生育率

生育意愿與現實生育率存在巨大差距。1998-2008年臺灣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數是2.0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1①。

1992年-201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數是2.11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26②。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數據顯示,24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63.5%。比如愛爾蘭、英國、美國、德國的理想子女數為3.03個、2.53個、2.67個、2.40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③。

多項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平均每個家庭平均想要1.86個孩子④⑤,是世界最低。據此判斷,即便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難以達到1.5。在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下,目前的生育率能有1.5、1.6?全面放開二胎后,能長期穩定在1.8?

5、根據二孩試點看中國的生育率和補償性出生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臺灣地區、韓國提倡只生二胎,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從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80年代之后相繼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從1989年的5.2劇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勵生育,也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生育率并未回升。

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這4個800多萬人口的地區全面放開二孩,但是作為一個整體,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還是因為經濟文化落后。“二胎區”2010年人均GDP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國的49.68%,只相當于全國2001年的水平。可見,即便全國從20世紀80年代就放開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⑥。試點說明全面二孩是遠不夠的。

并且,全國其他地方由于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⑦。比如湖北省長陽、五峰這兩個經濟落后的少數民族縣,2000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9、1.14;經省人大批準放開二胎后,并沒有出現補償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3、1.27。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漢族人口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后改為允許生二胎,也沒有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彈,“十五”、“十一五”時期,生育率都穩定在1.0左右。

上海戶籍人口中有200多萬個雙獨家庭⑧,但是2008年實行雙獨二孩政策以來,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請,只生下7000多二孩⑨。河南2011年在全國最后才實行雙獨二孩政策,當時預計每年將多生1.8萬人;但是兩年來,僅有600多個家庭生了二孩⑩。

2014年單獨二孩申請率如此之低(尤其是東北和華北),說明民眾的“爬蚤心態”已經非常嚴重。

6、根據一孩生育率判斷中國的總和生育率

衛計委和一些人口學者不認可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理由是有出生“漏報”。如果存在“漏報”,主要是二孩或以上孩次,一孩都是合法的,沒有必要漏報。

2010年一孩生育率為0.728,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率為0.460。2010年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水平相當于臺灣地區1987年前后的水平;1987年臺灣地區的一孩生育率為0.70(1986年、1988年為0.70、0.73),與大陸2010年的0.728一致。說明2010年中國大陸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是可信的。如果二孩及以上孩次漏報15%,那么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269,出生1384萬(與人口普查短表1384萬一致);即便二孩及以上孩次漏報25%,那么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342(出生1462萬,這種可能性比較小)。2010年總和生育率要達到1.5(出生1635萬),意味著二孩及以上孩次漏報了41%,2010年總和生育率要達到1.6(出生1744萬),意味著二孩及以上孩次漏報了47%,這可能嗎?可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萬、1635萬、1640萬人,是根本值得懷疑的。

縱觀日本、美國、臺灣地區、歐盟各國,當一孩生育率在0.82以下時,與總和生育率直線相關。中國2010年的一孩生育率相當于美國1976年、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水平;美國1976年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74,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59、1.67①。意味著即便沒有計劃生育,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

日本1976-2011年②、2011年日本各地③、臺灣地區1983-2013年④⑤⑥的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的相關系數為0.925。2010年全國、城市、農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別為0.728、0.675、0.771,根據日本、臺灣地區的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的相關性公式計算,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全國、城市、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630、1.449、1.776。2010年北京、上海、東北的一孩生育率低于0.6,比東京還要低(1995年以來總和生育率只有1.0-1.1之間)。在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下,全國的總和生育率竟然還有1.5、1.6?

中國的一孩生育率在直線下降,從1989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1.00下降到2000年的0. 867、2010年的0.728,相關系數高達0.9997。這種下降速度是驚人的,說明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如果繼續這種趨勢,那么2015年一孩生育率只有0.632(臺灣2003年的水平,該年總和生育率為1.24)。當然,2010年之后很可能并非直線下降,但是繼續快速下降是肯定的。

就是說,根據一孩生育率判斷,如果沒有計劃生育,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還能達到1.6左右,而2015年連1.5都達不到了。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生育意愿、二孩試點和一孩生育率綜合判斷,如果沒有計劃生育,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6左右(不考慮補償性出生)。

7、臺灣地區、韓國的生育率變化

以2010年以前老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標準⑦,中國2008年的HDI⑧,相當于韓國1989年、臺灣地區1987年的水平。而臺灣地區的HDI超前韓國2年⑨。以2010年后新的HDI標準⑩,中國2012年的HDI相當于韓國1986年。中國大陸2010年的人均GDP(以時空可比的國際元為標準)為$8032,相當于臺灣地區1987年、韓國1989年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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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判斷,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水平分別滯后于臺灣地區、韓國23年、21年,教育模式和城市模式也基本是沿著韓國、臺灣地區的老路走(而不是日本的老路),韓國、臺灣地區的人口變化規律對中國大陸有借鑒作用。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臺灣地區的生育率從1987年的1.70下降到2013年的1.065  ,韓國生育率從1989年的1.56下降到2013年的1.19   。

以臺灣地區和韓國為參照,假如中國大陸停止計劃生育,那么生育率將繼續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中國大陸不但需要盡快停止計劃生育,而且需要出臺比臺灣地區、韓國更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才能遏止生育率下降趨勢,恢復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

由于中國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也都是圍繞著獨生子女政策,這種格局很難改變。中國大陸一孩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快于韓國、臺灣地區當年,現在理想子女數已經比韓國、臺灣地區還要少了。因此,中國大陸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將快于臺灣地區和韓國。

8、中國未來生育率和補償性生育判斷

由于正常懷孕266天(從受精到出生共266天),只有4月9日前懷孕才能在當年出生。本報告假設“兩會”期間通過人口政策調整方案,4月9日在全國全面施行,那么對當年的出生人數沒有影響,出生高峰是從第二年開始。雖然2014年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但是4月9日之前懷孕的只有幾萬人,對2014年的出生幾無影響,2015年也只會多生約54萬人。假設2011-2014年,如2010年一樣每年出生1384萬人,2015年出生1438萬。

本報告的“臺韓老路”是指將臺灣地區1987年和韓國1989年的生育率平均,相當于中國大陸2010年;將臺灣地區2011年和韓國2013年的生育率平均,相當于中國大陸2034年,中間年份依此類推。

2012年8月,臺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布的《2012年至 2060年人口推計》①,分中、高、低三個方案預測了未來生育率變化。本報告“臺灣高方案”、 “臺灣中方案”、“臺灣低方案”是指將臺灣高、中、低方案下2012年的生育率相當于中國2035年,將臺灣地區2057年的生育率相當于中國大陸的2080年,中間年份依此類推。

高方案: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2016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全面停止計劃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別出生(正常出生+補償性出生)1900萬、2000萬、1850萬、1750萬人。2020-2034年的生育率假設同“臺韓老路”,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臺灣高方案”。

中方案:2015年繼續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于2018年全面停止計劃生育。今后鼓勵生育的力度同臺灣、韓國。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別出生1425萬、1800萬、1700萬、1800萬、1700萬人。2021-2034年的生育率假設比“臺韓老路”低5%,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臺灣中方案”。

低方案:2015年繼續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分省(或分人群)放開二孩,2018年全面放開二孩,2020年全面停止計劃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別出生1425萬、1450萬、1400萬、1450萬、1400萬、1450萬人。2022-2034年的生育率比“臺韓老路”低10%,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臺灣低方案”。

關于方案設定的幾點說明:

1、本報告假設近年正常出生為1384萬,是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的0歲人口計算的,生育率為1.27左右;但是人口普查長表顯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顯示2011年、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04、1.26,那么近年正常出生能否達到1384萬還有疑問。并且即便2010年真出生1384萬,到2021年也遠低于此數了(生育率下降、育齡婦女減少)。因此實際人口比本報告的相應方案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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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未富先老,勞動力開始負增長,經濟開始減速,老年撫養比高,今后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年輕人不堪重負,生活壓力(包括就業壓力)將很大。實踐證明,經濟衰退往往導致生育率下降,比如美國在大蕭條時期,生育率從1920-1924年的3.18下降到1935-1939年的2.18,下降31%;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生育率由2007年的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一戰、二戰期間,歐洲都因為經濟困難等原因出現生育率下降。蘇聯解體后,經濟衰退,俄羅斯生育率從1989年的2.01下降到1993年的1.37、1999年的1.17。

3、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既使得民眾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又產生了一個龐大的阻礙政策調整的利益集團,并且政府也會出于“政策連續性”等考慮,不敢全面否定過去的控制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調整就必然縮手縮腳),也就更不可能如俄羅斯那樣大刀闊斧地鼓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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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現在處于城市化加速階段,是生育率跳躍性下降的階段;而城市規劃全部是以民不聊“生”的模式進行規劃的,并將慣性地延續著,比如連縣城都是每平方公里超過1萬人(而東京、倫敦也只有6000人、5000人)。

5、由于生源減少和大學擴招,加上獨生子女承載著家長所有希望,使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不斷提高:增加家長的養育成本,提高年輕人的就業壓力,改變生育觀念,延遲、擠壓婚育時間,抬高婚育門檻。

因此,今后總和生育率沿著低方案(甚至更低)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在上述三個方案之外,我們考慮了理想狀態下中國人口的變化情況。這取決于對“理想狀態”的理解和設定。國家衛計委和中國人口學會長期宣傳理想生育率是1.8,而我們認為生育率應該穩定在更替水平上。

生育率穩定在1.8: 2016-2080年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

生育率穩定在2.1:2016-2080年總和生育率穩定在2.1。中國近期的世代更替水平接近2.3,但是遠期(出生性別比、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是在2.1左右。

這樣,我們在本報告中就考慮上述5種情況下中國的人口變化。

四、人口預測結果

過去的數據采納各地區官方公布數據或聯合國數據。未來預測數據:中國數據采納本報告的方案(中方案以及2.1的生育率);印度、美國、發達國家(整體)數據采納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的中方案①;日本數據采納國立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2012年預測(2011-2060年)的中方案②;臺灣地區數據采納臺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預測(2012-2060年)的中方案③。韓國數據采納韓國國家統計局《2010-2060年將來韓國人口估算》的中方案④。

1、人口總量變化
我們可以跟另一人口大國印度作一比較。印度人口采納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數據⑤,其中低方案是假設生育率從2010-2015年的2.25下降到2075-2080年的1.33;中方案是假設生育率從2010-2015年的2.5下降到2075-2080年的1.83。印度實際生育率應該略低于中方案,而高于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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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長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但是1820年后,中國人口增長非常緩慢,占全球比例從37%下降到1950年的22%,經濟占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1950年到1980年,中國人口與世界同步增長,占世界比例穩定在22%左右,在國防和外交上也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但是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4年的19%。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0~14歲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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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口沿著聯合國中方案走,那么本文高、中、低方案、1.8生育率、2.1生育率下,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在2050年分別為13.4%、13.1%、12.8%、14.6%、15.4%,在2080年分別為9.1%、8.4%、7.6%、11.4%、13.4%。

也就是說,即便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1,也難以遏制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趨勢。而中國人口沿著低方案走的可能性很大。人口總量下降意味著人口結構惡化,中國經濟占全球比例、國際戰略地位也將快速下降。世界第一人口和經濟大國,因為錯誤的人口政策就這樣一步步萎縮成一個無足輕重、極端衰老的國家!習近平總書記說:“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就必須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并出臺積極的人口發展政策,讓生育率盡量回升并穩定在2.1以上。

我們的預測跟其他研究者的結果差異很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在2006年的結論是:繼續獨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穩定在1.8,總人口將于2015年超過14.0億、2033年前后達到15億①。2010年中國人口學會組織的、80多名專家參加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中國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13.9億,在2033年達到15億②。蔡昉課題組認為2012年即便是分步放開二胎,峰值人口將超過15億。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2014年還認為繼續獨生子女政策不變,中國人口將在2026年達到14.08億的峰值,在2050年還有12.8億。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中方案認為2010-2015年中國生育率高達1.66,2075-2080年為1.86,2015年、2080年的總人口分別為14.02億、11.73億③。

過去幾年的總人口變化以及單獨二孩實踐已經證明他們的預測是錯誤的。國家統計局依照“每年增加600多萬人”的慣性(其實有300多萬水分),也只會公布2015年人口為13.7億,而不是13.9億、14.02億,在每年人口增量才數百萬的情況下,聯合國和中國人口學會三五年的預測就誤差兩三千萬!

實踐也證明我們的預測“相對來說”更為準確。比如國家計生委和中國人口學會認為中國的生育率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穩定在1.8,2000年預測2010年總人口會達14億(2005年預測時改為13.7億,2006年又改為13.6億);易富賢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從30多個角度質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定2005年統計公報數據準確的前提下認為2010年人口只會達到13.3285億人(第346頁)。《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人口為13.3281億人,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

當然,由于對未來生育率等參數很難準確把握,人口預測沒有數十年可信度的實例。尤其是中國的基礎人口數據嚴重失真(易富賢在《大國空巢》第4章中分析,2010年的人口存在數千萬的水分)。因此本報告對未來人口預測也不可能是很準確的,僅供參考。

2、出生、死亡人口

對死亡人數影響最大的是老年人數量,而今后幾十年的老年人是目前已經出生了的人口,因此5個方案下今后幾十年死亡人數相差不太大,從目前的1000萬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萬。影響人口增量的主要變量是出生人數,而出生取決于育齡婦女人數及其人均生孩子數(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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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峰值時間:出生-死亡=0。高、中、低方案的生育率在2024年前后只相差5-10%,2023年分別出生1284萬、1220萬、1167萬,均多于死亡人數1148萬;2024年出生1133萬、1077萬、1030萬,都少于死亡人數1169萬。因此,三個方案都在2023年達到人口峰值;日本是在2010年人口達峰值。2035年的出生小高峰,是因為2035年前是參照“臺韓老路”,此后是參照臺灣地區三個方案,銜接的2035年生育率偏高。

中國面臨兩大難題:生育率難以提升,育齡婦女人數在快速減少。中國的15-49歲總育齡婦女和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目前2/3的孩子是該年齡群婦女生的)都在2012年開始負增長,其中前者從2011年的3.83億減少到2030年的2.93億,而后者從2011年的1.15億減少到2035年的0.66億。高、中、低、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80年15-49歲婦女分別只有1.40億、1.18億、0.98億、2.10、2.68億,20-29歲婦女分別只有0.43億、0.34億、0.25億、0.62億、0.84億。由于育齡婦女的減少和龐大的老年人口,即便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1,也難阻人口負增長。

專欄:美國嬰兒潮與股市行情的關系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口出生情況跟股市收益率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圖3顯示的是美國的嬰兒潮與標普500指數的10年滾動回報率之間的關系。標準普爾500指數滾動10年平均收益率(標普500十年回報率)反映美國歷年的股市行情①。從圖3可見,標普500十年回報率與美國的出生高峰幾乎重合,其中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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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第一個嬰兒潮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從1935年的2.19上升到1958年的3.71。此一階段,標普500指數10年滾動收益率幾乎是同步上升。隨后美國生育率1976年下降到1.74的谷底,低于日本的1.85、歐盟的2.02,標普500指數10年滾動收益率也幾乎是同步下跌。其后美國的生育率止跌回升到1989年的2.0,并穩定在2.0、2.1的水平直到2009年,加上第一個嬰兒潮的婦女到了生育年齡,使得美國出現了第二個嬰兒潮,標普500指數10年滾動收益率也跟著同步上升。而日本、歐盟的生育率卻不斷下降到1989年的1.57、1.67,2009年的1.37、1.59,沒有出現第二個嬰兒潮,經濟活力也不如美國。美國2007年后出生人數減少,是因為生育率從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此一階段標普500指數的10年滾動收益率反應不那么明顯,似乎存在一段時期的滯后。

3、人口年齡結構

橫坐標是各年齡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下往上依次是:0-5歲、5-9歲、10-14歲……85+歲。左側是男性,右側是女性。其中20-64歲勞動力代表目前的經濟實力,0-19歲人口則代表今后發展潛力,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太高則意味著經濟后勁乏力。印度、美國是采用聯合國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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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幾十年的計劃生育,2010年中國的年齡結構已經呈紡錘形,勞動力比例大,經濟增長勢頭不錯,但是也導致內需不足。這種結構是不穩定的,并且很快就要變成高度不穩的倒三角形:勞動力嚴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經濟喪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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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高方案或者生育率穩定在1.8,今后也仍然是不穩定的人口結構。只有將生育率穩定在略高于2.1的水平,才能逐漸保持人口數量的穩定和結構的穩定(美國、印度將長期是穩定的柱狀人口結構),才能讓國家恢復可持續發展能力。

4、撫養比

傳統上,將15-64歲人口視為勞動力;但是現在由于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學毛入學率的提高,大多是在20歲或以上才工作,本文將20-64歲人口視為“勞動力”,將65歲及以上認為視為“老人”。總撫養比是指非勞動年齡人口(0-19歲人口、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年齡(20-64歲)人口之比,包括兒童撫養比(0-19歲兒童與勞動人口之比)和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人口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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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由于生育率從1971年開始快速下降,導致兒童撫養比、總撫養比的快速下降。蔡昉、胡鞍鋼等人口和經濟學家將總撫養比下降稱之為“人口紅利”。有人擔心,停止計劃生育,兒童撫養比的提升將導致總撫養比的增加,不利于經濟發展。

其實,兒童撫養比是人口投資,老年撫養比是還債。兒童撫養比增高并不會阻礙經濟增長,而是會通過拉動內需而推動經濟增長,比如美國在二戰后出現嬰兒潮,導致1947-1983年總撫養比的高峰,其中1959-1974年這個總撫養比最高峰,年均經濟增長率為4.6%,高于其前1947-1958年的3.0%,也高于其后1976-1983年的3.0%,更高于其后1984-2010年撫養比低谷期間的2.8%。尤其是兒童撫養比高峰還會通過補充勞動力,減緩老年撫養比的上升,為后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增加活力,這就導致美國的經濟比日本和歐洲更有活力。

日本的生育率從1949年的4.3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1975年的1.91、1990年的1.54,導致兒童撫養比、總撫養比快速下降;也導致其后總勞動力的減少,進而導致老年撫養比的大幅上升和總撫養比的止跌回升。日本在1996年、美國在2007年、發達國家(整體)在2010年總撫養比止跌回升,都出現經濟危機。可見,中國通過計劃生育降低兒童撫養比從而暫時性地降低總撫養比,并非人口紅利,而是人口高利貸。在老年撫養比的推動下,中國的總撫養比在2014年達到低谷后開始回升,意味著經濟增速將繼續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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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中國的總撫養比即便有所增加,仍然比其他國家要低,還足以維持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其實阻礙經濟增長的不是總撫養比本身,而是其中的老年撫養比。如果總撫養比是以兒童撫養比為主,那么如美國的嬰兒潮一樣還有利于經濟增長。

并且總撫養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間最有利于經濟發展、就業和社會穩定(太低,撫養人口少導致內需不足,“游手好閑”者多,失業壓力大)。美國和發達國家(整體)的總撫養比長期在70%-80%之間。印度由于生育率下降平緩,總撫養比將長期維持在70%左右,與美國一樣,光是憑借內需就可以滿足就業。

中國2014年的總撫養比只有46.8%,從國家層面上看,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低,遠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國的68%,也低于日本歷史上最低點(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總撫養比,使得內需嚴重不足,就業和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而隨著年輕勞動力的減少,占領國際市場的能力將減少,就業問題將越來越棘手。

中國近期的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總撫養比太低(兒童撫養比太低),內需不足;遠期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總撫養比太高(老年撫養比太高),勞動力不足和老年化。在本報告的低方案下,兒童撫養比繼續下降,老年撫養比快速上升,總撫養比持續增加。如果能將生育率穩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總撫養比(提高兒童撫養比),又能降低今后的總撫養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后成為勞動力,增加總撫養比的分母,降低老年化程度)。

5、20-64歲勞動力

勞動力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日本、歐洲20-64歲人口在1998年、2010年達到頂峰后負增長,都是在拐點前夕就出現經濟危機。臺灣地區、韓國分別在2015年、2019年達到拐點,此后韓國的勞動力變化曲線幾乎與臺灣地區重合。印度、美國的20-64歲人口要到2055年、2090年才達到頂峰。

中國在2015年達到拐點,勞動力下降的速度將超過日本。如果能夠將生育率穩定到2.1以后,雖然無法彌補近期的勞動力不足,但是可以讓今后的勞動力保持相對穩定,從而保持經濟的活力。

蔡昉認為可以通過擴大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來彌補勞動力的減少和工資上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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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勞動力負增長后,由于經濟減速和結構性失衡,失業率會更高、勞動參與率會更低。比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①②③,日本的總失業率、15-24歲青年失業率分別從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9-2012年平均的4.6%、8.8%;勞動參與率從1995年的64%下降到2012年的59%。德國20-64歲人口在1995年達到頂峰后開始負增長,總失業率、青年失業率也分別從1991-1993年平均的6.7%、6.4%增加到1996-2012年平均的8.4%、10.3%。

中國20-64歲勞動力在2015年后開始負增長之后,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也很可能將增高。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不但難以提升,而是在不斷下降,從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71%;今后可能還將沿著發達國家的老路繼續下降,2012年發達國家平均只有61%。與日本、德國還不同,中國的總撫養比非常低,有龐大的“過剩”勞動力。因此中國一方面勞動力嚴重短缺,另一方面失業率還將上升、勞動參與率也將下降(隱性失業),“用工荒”和“就業難”將長期并存,“保就業”將是中國今后長期的政治任務。

6、20-64歲勞動力/65+歲老人

日本在1946-1973年這28年內,GDP年均增長8.9%,1950年10個20-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1個65+歲老人,也就是勞動力/老人為10.0。1973年爆發石油危機,1974年經濟衰退。1975年石油危機結束,但是該年的勞動力/老人下降到7.5,經濟無法恢復以前的增長速度了,1975-1991年年均只增長4.4%。1992年勞動力/老人開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經濟增速也再次跳躍性下降,1992-2013年年均只增長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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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在1952-1995年,GDP年均增長8.6%;1996年勞動力/老人降至7.5,1996-2013年的GDP年均只增長4.0%。韓國在1963-2002年,GDP年均增長8.6%;2003年勞動力/老人降至7.5,2003-2013年GDP年均只增長3.8%。臺灣地區、韓國的勞動力/老人都將在2017年降至4.8,并將迅猛下降到2030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年經濟衰退的老路。

美國在1934-1944年GDP年均增長10.2%,但是當勞動力/老人在1947年降至7.5之后,GDP年均增長率下降到1947-1985年的3.6%。1986-2006年勞動力/老人穩定在4.8附近,GDP年均增長3.2%。2007年勞動力/老人低于4.8,2007-2013年GDP年均增長0.99%。

根據日本、美國、臺灣地區、韓國的情況,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觀察結果:當勞動力/老人高于7.5,經濟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長;當勞動力/老人低于7.5,經濟將轉為4%左右的中速增長;當勞動力/老人低于4.8,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減速。其中的經濟邏輯尚需進一步研究。

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相當于美國1947年、日本1975年、臺灣地區1996年、韓國2003年的水平,從人口結構看,中國經濟將從8%以上的經濟高速增長逐漸轉向中速增長,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已經從2011年的9.3%降到2012年的7.8%、2013年的7.7%。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在2021年降至4.8,相當于日本1992年、臺灣地區2017年、韓國2017年、美國2006年的水平,經濟增長率可能將進一步下降。2035年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將降低到2.5,開始低于美國,經濟活力也將低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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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人口結構變化只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非常復雜,各國的情況也不一樣。很難僅根據人口結構就能精確地預測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但是可以大致判斷,在今后幾十年,中國經濟不斷減速應該是“新常態”。

由于從出生到20歲勞動力有20年滯后性,2015年的人口政策調整只會影響2035年后的勞動力/老人。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的勞動力/老人分別為1.70、1.74、1.77、1.89、1.99,2080年分別為1.04、1.33、1.19、1.83、2.25(美國為2.17)。

2010年是1個老人對應7.5個勞動力,養老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了;而今后一個老人只對應一兩個勞動力,養老壓力可想而知,養老金短缺將是今后各屆政府面臨的難題。

7、中位年齡

中位年齡是將全體人口按年齡大小排列,位于中點的那個人的年齡。中位年齡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勞動力的年齡結構。

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中位年齡分別為55.4歲、53.3歲、54.3歲、48.7歲、45.2歲,2080年分別為61.9歲、56.9歲、59.8歲、48.3歲、4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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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中位年齡在2014年超過美國,此后快速增加。如果走低方案的話,將于2060年后超過日本和臺灣。由于一個經濟中年輕人越多,該經濟的創新活力就越強,所以中位年齡實際上反映了一個經濟的創新活力,影響著經濟的技術進步率,從而影響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林毅夫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從2008年起還有20年8%增長的潛力,理由是中國200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以1990年國際元為標準)只有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在人均收入達到美國21%之后的20年,利用后發優勢,日本、臺灣地區、韓國每年增長9.2%、8.3%、7.6%①。

我們對林毅夫教授的這一判斷不敢茍同。“后發”不等于必然有“優勢”,美國不會停著等人。要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必須速度超過美國。年齡優勢是日本、臺灣地區、韓國能縮小與美國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而中國2008年的中位年齡為35歲,2015年提高到38歲,超過美國。

后發優勢只是給出了追趕的可能性和空間,但要成功利用后發優勢實現經濟增長,需要相當數量的勞動力的支持。日本在1951年后、臺灣地區在1975年后、韓國在1977年后,20-64歲勞動力還增長了48年、42年、42年,在20年內增加了51%、58%、64%;而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在2008年后只增長了7年就將開始減少了。

日本1951年、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的中位年齡只有22歲、21歲、21歲,而美國1951-1977年的中位年齡波動在30歲、29歲。就像21歲、22歲的小伙子奔跑速度比30歲的人要快一樣,日本、臺灣地區、韓國的經濟增速也超過美國,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國的85%,但是由于年齡優勢喪失,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再次拉大,2010年只有美國的72%了。

中國大陸不具備日本、臺灣地區、韓國當年那么好的人口條件,所以要實現林毅夫教授指出的增長可能性,應該考慮到需要提供哪些條件對中國人口和勞動力方面的劣勢予以補償。

他山之石:日本人口危機爆發后的后果

中、日人口結構變化總結:
總撫養比止跌回升:日本1996年,中國2014年,相差18年。
20-64歲勞動力峰值:日本1998年,中國2015年,相差17年。
勞動力/老人降至7.5:日本1975年,中國2010年,相差35年。
勞動力/老人降至4.8:日本1992年,中國2021年,相差29年。
中位年齡達到40歲:日本1996年,中國2022年,相差26年。
總人口峰值:日本2010年,中國2023年,相差13年。

綜合判斷,日本的人口危機大致比中國早爆發23年左右。中國2013年的人口結構類似于日本1990年。日本1990年之后除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外,還發生了什么?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①,日本在1992年后,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而國債占GDP比例卻快速提升。其實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依照“人們在工作時期進行儲蓄,退休以后花費儲蓄”的理論,老年化和勞動力負增長后,儲蓄的人少了,花費儲蓄的人多了,儲蓄率必然下降,國債必然增加。而根據“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理論,物質資本只有依賴于人力資本才能增值,如果勞動力負增長,那么投資回報率將降低。其實如果有足夠的年輕人口,沒有必要保持很高的儲蓄率,因為財富增值畢竟靠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美國的儲蓄率就長期低于日本。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口,儲蓄率再高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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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化后,一方面儲蓄率降低,投資來源減少;一方面投資效率減少,投資率也必然降低,銀行利率也自然下降。以前投資效率高的時候,利率也高,政府可以通過調控利率調控經濟;但是今后低利率將成為常態,利率可能不再是有效調控經濟的手段了。

再看看房地產。日本在1980年代的時候,經濟如“日”中天,城市地價不斷攀升(如中國前些年一樣),尤其是東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地價自1985年起,每年以兩位數上升,盛行著“地價不滅神話”。但是在1992年人口危機拐點之后,房地產泡沫破裂,地價大幅下降。

日本發生的事情不一定全部在中國重演,但是中國應該未雨綢繆,做好必要的防范準備。

五、總結和建議

根據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各項指標綜合判斷,如果沒有計劃生育,中國目前的“自然生育率”只能達到1.6左右。以臺灣地區和韓國為參照,即便中國大陸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將繼續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

單獨二孩實踐表明,累計只會多生一百多萬人,遠低于國家衛計委和翟振武課題組所預測的1000萬。全面二孩累計也只會多生一千多萬人,遠低于翟振武和衛計委所預測的9700萬;峰值出生規模只有1800萬人,遠低于翟振武、蔡昉課題組所預測的4995萬、4700萬。

從人口結構分析,中國人口危機開始爆發:2014年總撫養比止跌回升,2015年20-64歲勞動力達到峰值后開始負增長;日本、歐洲、美國都是在總撫養比拐點和勞動力拐點前夕出現經濟危機。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將在2021年降至4.8;從日本、美國、臺灣地區、韓國的情況觀察:當勞動力/老人低于7.5,經濟將從8%以上的高速增長逐漸轉為4%左右的中速增長,當勞動力/老人低于4.8,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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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分五種方案對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停止計劃生育,峰值出生規模也只能在2000萬左右(低于中國1986-1990年、印度近年2500萬的出生水平),總人口將在2023年達到14.0億的峰值后負增長,到2080年降至8.95億。即便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1,中國人口將在2035年達到14.73億的峰值,到2080年降至13.77億。

我們建議盡快停止計劃生育,并出臺有利于人口發展的政策,盡量讓生育率提升到并穩定在2.1以上,既能改善近期的內需和就業結構,又能緩解今后的老年化和勞動力短缺,讓中國人口和經濟走向持續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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